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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军警长时间对峙。《清华大学校史稿》写道：“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同学们夺过军警带来的馒头、肉馅饼作为武器，雨点般朝着军警投掷，还将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几辆汽车捣毁，当反动军警企图乘车逃跑时，汽车已全部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第271页）持枪携刀的军警，竟然被手无寸铁的学生夺去了干粮，又被这夺去的干粮打得狼狈逃窜，不知该佩服学生的勇猛，还是该感叹军警的无能。北平军警此次突然行动，虽然抓走了二十来人，但并没有抓到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学生领袖。姚依林、蒋南翔等人本来已被抓住，但却被学生们从军警手里像抢馒头一样抢回来了。而他们得以最终逃脱，凭的则是教授们的保护。事件亲历者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回忆道：“1936年月29日，冀察政委会派军警包围清华，搜查了一夜。那天夜里，黄诚、姚依林两个同学躲在冯先生家客厅里，黄诚在那里做了一首诗，后来黄诚这首诗传了出来。但是冯先生隐藏两个重要学生领袖的事，则并没有怎样外传，很少知道。很长时间冯先生也没有告诉人。”＇7＇至于韦君宜自己，则与其他5个女同学一起躲在了朱自清家。对此，韦君宜在《“二·二九”那一天》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同学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也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又有人按门玲，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的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停一会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看，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8＇
此外，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里。＇9＇几天前，这些学生们还大闹教授会，与教授们对峙。几天后，当遇到危难时，他们却近乎本能地逃向这些教授家里寻求保护。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逼”他们补考的教授们，在危难关头也一定不会拒绝他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时的教授欣慰和自豪。
顺便说一句，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此次事件叙述甚详，但对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保护学生领袖一事，却只字不提。
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10＇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11＇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12＇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13＇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4＇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15＇。
2006年10月29日
＇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78—279页。
＇2＇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68页。
＇3＇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4＇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7—188页。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8页。
＇6＇苏云峰：《从清华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1页。
＇7＇韦君宜：《敬悼冯友兰先生》，《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8＇韦君宜：《“二·二九”那一天》，《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9＇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5页。
＇10＇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1＇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
＇12＇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3＇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
＇14＇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
＇15＇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流出了胡适的新诗，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流出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