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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北京的清华学校也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闻一多1913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离开清华学校赴美留学。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研究，起步于清华学校求学时期。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红烛》全书分为“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其中“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都写于清华学校时期。在热情地创作新诗的同时，闻一多还热心于新诗的理论批评与研究。在1921年3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211期上，闻一多发表了《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对清华学校国文部的文化保守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一开头便强调“诗体底解放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而清华学校却“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闻一多进而写道：“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是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的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5＇不仅是闻一多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那时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后来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创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秀、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热热闹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我们的组织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孟侃）、杨子惠（世恩）等。……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6＇
1925年5月，闻一多终止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国内，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稍减。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每周出诗刊一次，这诗刊就由闻一多编辑。这期间，闻一多的书房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场所。闻一多将自己的书房装饰得别具一格，因而给来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蹇先艾在《忆闻一多同志》中有这样的回忆：“他的那间书房，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完全用黑纸裱糊，诗人仿武梁祠画像，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车马的图形，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神秘、阴森；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7＇到闻一多书房来读诗、品诗、谈诗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学生。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中对这时期闻一多书房的诗歌活动有这样的介绍：“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楠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先生的《采莲曲》，刘梦苇先生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而言，有点走回头路，稍稍回头。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章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8＇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所谓“新格律诗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大专院校的师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当然并非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都与中国现代大学有直接的关系。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写成的。1921年6月出现的“创造社”，发起者也都是留日学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分。属于“海派”的文学，虽然也并非与现代大学毫无关系，但总体上则是与大学相分离的。而属于“京派”的文学，却仍然与现代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基本上是一种大学师生的文学。其时北京（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京派”文学的基本队伍。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潜，以批评家的身份积极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学活动；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闻一多，本身便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通过他们，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延续着、发展着。
1933年7月，结束了八年留欧生活回到国内的朱光潜，把他的《诗论》初稿送到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手边。胡适读后立即决定聘请朱光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课程。朱光潜还同时在北大中文系、清华中文系、北平大学、中央艺术学院、辅仁大学等处兼课，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朱光潜在讲课的同时，还对其时的文坛投注了很大的热情。直到抗战爆发，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家中的客厅很宽敞。朱光潜在家中定期举办“读诗会”，参加者基本上是北京各大学热衷于新文学的师生。“‘读诗会’的目的是研究新诗应该怎么做，研究‘诵诗的艺术’，每月一至两次，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沈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以及当时在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等等。”＇9＇沈从文对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则有这样的回忆：
北方《诗刊》（引按：指闻一多主持编辑的《晨报·诗镌》）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自清）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先生、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音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10＇
从沈从文的回忆可看出，这些大学的师生，在一起进行着深层次的文学交流，他们从事着创作实验，探讨着创作规律。不妨说，整个北方文坛，几乎就定期装在了朱光潜的客厅里。大学与文学，在朱光潜的客厅里如此难解难分。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朱自清即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以《玉君》等小说闻名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积极协助杨振声创建了中文系。1928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朱自清便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将新文学引进大学课堂，这无论对于中文系的教学研究还是对于新文学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清华大学不仅开设了“新文学研究课”，还开设了“新文学习作”课。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对新文学的讲解，又动手从事新文学创作，即使培养不出像样的新文学创作者，至少可培养出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