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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孔飞力
译者：陈兼、刘昶
正文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①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②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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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案例的原始文件，已于1930一1931年由北平古官博物院在《史辩旬刊》中编辑出版（1963年台北国风出版社重印）。有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参见参考书目中所列：德·格鲁特、恩特曼、孔飞力、以及谷井俊仁等人的著作。
②清代中国的一个省往往拥有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多的人口。受到1768年妖术恐慌影响的十二个省分的人口的总和超过两亿。有关1787年的官方人口数据，参见何炳（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哈佛大学出版杜1959年版，第283页。鉴于何炳棒认为当时中国人日往往登记不足（第58页），因而，对1787年的人口的估计，大约不会远过于1768年之人口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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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它的种种状况，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联想到中国人自那时以来的经历，我们对他们生活于十八世纪的祖先竟会因当时的情形而产生鬼魂附体的可怖念头，是否便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车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德清县的石匠们
浙江省的丝绸产区，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也是地势平坦的水乡择国。那里沟渠与运河纵横交错，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人们居住的村落。在一位来访者的限中，“这些村庄好像是把守在这广阔平原上的卫士，其踪迹东达滨海，西抵丘陵”。①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前的百年间，这里的居民已在从事着丝绸业，以至于“无处无桑树，春夏之际，无人不事育蚕”。正如一位十七世纪的观察者所描述的，居民们日夜劳作，收集生丝，“以抵付税款，并为衣食之靠”。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丝绸市场，达到了“若不能获利，则须售房市产”的地步。② 在这个已经彻底商品化了的地区中央，即位于历史名城杭州以北约六十余里处，坐落着德清县城，南条河在流人太湖途中，正好从它的四围城墙中穿过。1768年，亦即清朝第四位皇帝弘历（乾隆帝）③在位之三十三年，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待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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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清县志（1673年版）。第4卷第3页。孙任以都曾在（清代中国的养殖业和丝织业）一文中对十八世纪的丝绸工业作过探讨，载威尔莫特主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9一108页。
② 清朝第四位皇帝境治时期（1736一1796年）的正式称谓是“乾隆时期”什（参见第三章中对“乾隆”一词的讨论）。皇帝本人则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乾隆皇帝”，简称“乾隆”，但本书则以他的本名弘历来称呼他。对任何因当时无人称他弘历（他的名字是避讳的）而反对这一叫法的意见，我只能说，当时亦无人称他为“乾隆”为强调满族的种族背景，我以满族名字来称呼所有的满族人物（包括弘历），并以莫兰多夫体系拼写（除非其诸如弘历一类的满族名字已被汉化。若如此，则其拼法应是分开的，以代表个别的汗字，并保持拼法上的一致）。书后并附有所有满族名字的拼音及相应的汉字对照表。
③ 此节关于1768年1月至4月同德清、杭州和肖山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均取自《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中一批同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有关的口供。口供的原稿与经编辑的文本均保管丁下来，两者之闻差异不大。这些口供显然是遵照皇帝1768年8月的诏令而收集在一起的。亦请参见《朱批奏折》，第853卷第2号和第853卷第4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一日和十七日（永德）：《宫中延寄》。乾隆朝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些文件均有永德处理这些事件的记载。为方便那些可能希望参照原文的专家，本书注解中一概以阴历来注明所引文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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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 1月22日，吴石匠和他的班子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水位甚高，工匠们奋力赶工以完成任务。 ①截至3月6日，木桩终于打到了河底，吴石匠一班人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3月26日，吴石匠发现米的储备已不足以供他的一班人食用，便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商业重镇塘栖采备供给。当他回到家中时，人们告诉他，曾有一个陌生人问起过他的行止。一位名叫沈士良的农夫，为一件蹊跷吓人的事，要找他帮忙。
沈士良四十三岁，与他已经亡故的同父异母长兄的两个儿子同居一院。②这两个侄子为人苛刻暴戾，不仅折磨他，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当他觉得在阳间再无希望讨得公道时，便决定诉诸于阴间的力量。他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正式向土地爷告状。③2月间，过路人带来了关于德清水门工程的消息，也给沈农夫带来了新的希望。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插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沈农夫怀着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了可恶的侄儿们的名字（因为他本人是个文盲，这名字是他好不容易从侄儿们保存的渔业商行的帐册上描下来的）。此刻，沈农夫取出卷着的纸片同吴石匠：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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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清县续志》（1808年版），第10卷第6页。吴石匠后来否认水位问题曾给他造成任何特别的困难。但考虑到对他的指控。他是不得不这么说的。
②本书中凡提到年龄，均按中国习惯计算，也就是说，当某人出生时，已为一岁。按照西方的算法，则应年轻一岁。
③有关告阴状这一民间习俗的知识，我应感谢李时岳教授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给予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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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匠其实什么也不会。他知道，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石匠同木匠及其他工匠一样，拥有凶险不祥的魔力（对此，我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解释）。他无疑是知道沈农夫重述的那些流言的；但他更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立即召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农夫扭送德清县里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后才许开释。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井未就此结束。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 ①早春的一个傍晚，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正在一位新近过世的邻居家中帮着料理丧事。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几杯酒。
回到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叔叔疑心他是在外面赌了钱，便打了他一顿。计兆美既羞又怕，从家里进了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4月3日的三更时分，他不知怎么来到了离杭州有名的西湖不远的静慈寺前。一个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当计兆美承认自己是来自德清的时候，已被一大帮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声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他们抓住这个外乡人，拳脚相加地殴打他。打过一一阵后，他们又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
保正将计兆美捆在一张板凳上，恐吓他道，如果再不讲实话，就还要拷打他。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又被这一切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你既是叫魂的，身上必有符咒，”保正厉声喝道，“从实招来，共叫过多少魂？”计兆美说，他身上本有五十张纸符，但已将其中的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他用剩下的那两张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胡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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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不清楚为什么沈案是由德清县而不是由事发所在地的仁和县审理。
也许是因为德清县是罪案的起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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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计兆美先被带到了营里，又从那里被带到了坐落于同一城市的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在那里，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盘问：“你是从哪里得了这符咒的？又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诸如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以其灵魂精气来为他们的大锤助力，等等。他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并隐约记得此人的名字中有一个“明”宇，便回答说：“是吴瑞明给我的。”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当他被传唤时，其中隐含的凶险不祥定然已搞得他惶惶不安。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了。用刑后，计兆美承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此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经引发了好几起扰乱人心而又希奇古怪的事情。除了上述沈士良和计兆美事件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3月25日，一位现年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石匠，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人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避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那里，这位失风的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这些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省当局因而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计兆美又一次未能从一千人中将吴石匠辨认出来。当局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阮知县早已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过个别调查，亦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原来所谓的妖术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