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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为严重的渎职要受到刑事处分外，君主有两套缰绳来控制他的督抚们。其一是常规的行政则例，君主可以将官员交由吏部赏罚。另一套则是行使非常规的专制权力。使用这种权力所导致的制裁，可以是丧失宠信，也可以是丧失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可以相信，后面的这种情况在官员的心目中并非仅为臆测想象：无论在处罚发生于战场上或是镇压谋反时的严重渎职时，弘历的残酷和严厉都是出名的。①在弘历用以进行个人控制的言词中，玩忽职守就是忘恩负义。当江苏省按察使吴坛承认自己未及时向朝廷报告今春的叫魂案件时，弘历在朱批中斥骂道：汝在刑部时，表现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汝空耗时日，奏报但无一宇是实。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
这样的语气在比较温和时，实际上是对谢恩表的一种对应，是君臣之间礼仪交换的一部分。来自于被斥官员的回答通常是“悚惧难安”或“愧报无地”之类表示惊恐羞愧的套语，为成百上千的行省奏章增添了色彩。对帝王宠信的漫读会带来真正的恐怖。山东巡抚富尼汉肯定还记得，他的前任准泰在十六年前因隐匿1751一1752年伪稿案件的证据而被举发。准寨未将一份在奉省发现的伪稿抄本奏报上去。因为伪稿攻击的是弘历的☆★☆★☆★☆★①在1749年对金川土著的战役中以贻误战机的罪名处决张广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决定。在1767年对缅甸的战役中，弘历因谎报军情处死了两个官员。关于这些案例，见第三章。在1751年的伪稿案中，弘历因山东巡抚准泰匿报物证而监禁了他，并查抄了他的家产。《宫中廷寄》，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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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并可能指斥王朝的台法性），毫不奇怪，弘历把自己的盛怒发泄在这个倒霉的旗人身上，指责准泰：“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竟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置君臣大义于不问。”弘历囚禁了忘恩负义的准泰，并查抄了他的家产。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的整洁有序的后院置于专制权力的严厉狂暴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当叫魂案发生时，它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们的问题。
官僚的抵制
关于官僚机器如何回应君主的淫威，我们必须在档案文件里细心地寻找。好像有几种不同的抵制情况存在。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因应；再有一些可能是某些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使他们不把叫魂案件当作一回事；还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会危及自己的仕途；最后，则可能有一些耿直的官员拒绝根据诬告之词迫害无辜民众。
抵制无疑是存在的。在北京，风闻春天在江南发生的事件以前，抵制就开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根本就未向朝廷报告。
当对信息先发制人的控制未能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时，各种补救过失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我将要讨论的每一项抵制措施都可用其他的理由来解释，但把它们综台在一起来考虑，我相信它们所展示的便是对专制权力谨慎而广泛的抵制。这些行动不像是协调一致的，说它们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但是，要抵制专制权力并不需要通同作弊或苦心经营。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前一年，有人告诉弘历说，江西巡抚吴绍诗被人唤做“老菩萨”。弘历很担心，这个老菩萨会太消极无为而耽误公事。①吴当时已七十岁，是一个著名的法律世家的大家长。弘历对这个世家十分尊重，吴和其子吴焕与吴坛曾两次被任命同时在刑部供职，而按照回避原则，同一家族的成员通常是不允许在这样的衙门同时任职的。
江西东面的信江河谷是连接邻省浙江的便捷通道，叫魂的谣言早在6月中旬就从这里悄悄地传人了江西。吴绍诗并未奏报这一情况。他后来报告弘历说，他曾口头命令属下对可疑的行旅保持警觉。但没有人被捕，也没有在本省发现剪辫情事。弘历对这位年高誉隆的巡抚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克制，只是温和地驳斥了他：对谣言来加奏报是“汝误矣”。但到了10月初，吴绍诗报告说他在省内安下了一张比任何别省都要严密的警网，挑选了干员“改装易姓”分往各县密行查缉，并每旬一次报告有无可疑人物。此外，他还令各府州委派精细强干之人查访“庵观寺院祠堂书馆及深山密箐等处”。吴绍诗审慎地提醒他的主子，☆★☆★☆★☆★《清实录》，第780卷第23页，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七日。吴绍诗的健康也有问题。但弘历就此事问及两江总督高晋时，高晋说他没有听说任何事情证明吴的不称职。高晋并答应继续观察，随后报告，但我无法找到这份后续报告。不管怎样，弘历相信吴是一个经验丰富，诚实可靠的官员，所以继续让他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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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事“左道邪术”之人，以“创立烧香好善会（为）名，阳则聚集乡愚男妇，阴则勾结亡命棍徒”；他们又以避灾防盗为名，“造作妖言，制备军器，诱人归附”。无论僧道诸色人等，凡面生可疑、神气沮丧、迁徙无定、畏于见人者，都要立即报告地方官。
（朱批：“恐属空言，实难信矣口”）
确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六个星期以后，吴绍诗（在弘历中止了清剿以后）在反复谦卑的谢罪后报告说江西没有发现一起剪辫案。没有档案文字证明江西曾像邻省那样搜捕过可疑嫌犯。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要么是吴的警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动用过，要么就是这样的警网根本就捕捉不到嫌犯。
在江西我们看不到其他省份的那种刑求和伪证。据此，我们只能相信，巡抚吴绍诗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吴绍诗安然度过了这一危机：弘历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为刑部尚书。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也可能由于他的顶头上司、弘历的姻亲高晋的袒护，要对他不愿加入这场集体游戏的行为予以惩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吴绍诗的次子吴坛是邻省江苏的按察使。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学者。像他的上司一样，他也未向朝廷报告今春发生的叫魂案件。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他后来也因织造萨载对叫魂案件的密报而蒙羞，并遭到弘历的痛斥怒责。
但是不久，这个“不知恩之物”便为主子送去了更为可信的情报。
9月28日左右，即受到弘历朱批斥骂的三个星期后，吴坛奏报说虽然他来抓获叫魂案犯，但经过查访却发现苏州城外有十一座由俗人建造的佛教经堂。①有两个相关联的教派——大乘教和无为教——卷入了这些活动。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几个星期以前，无为教在保安受到严厉镇压。无为教（或许大乘教也一样）奉罗清为教主，自1727年起就被朝廷所禁。现在，大约有七十人被吴坛逮捕。他们的供词让人吃惊地发现，这些教派自1677年起就在本地活动，最早的经堂就建于那一年。
在这里，我们必须来考虑一下事件的背景。我推测（虽然我无法证实），在苏州这样一个繁忙的城市里，上述规模的教派不可能长期隐蔽活动而不为地方政府所知悉。县衙的胥吏很有可能多年来便一直向他们勒索保护费。这些教派并非一定是秘密宗教团体，它们为运河上的漕船水手提供精神安慰和栖身之所，而某些栖身经堂的人显然是退休的水手。省按察使受到上面的压力要抓获叫魂案犯，必然对其属下施压，底层经办人员因此决定用教派信徒来交差。拘捕这些无事但易欺的信徒可以暂时满足朝廷清剿的胃口，而蒙羞的吴坛也可藉此来表现他的责任感。弘历正如所料，对这些教派的反应十分严厉。他命令严惩这些教徒以做效尤，并仔细审问他们同叫魂案可能有的联系。吴坛则必须特别警惕，看看能否找到曾在保安发现的那种“逆词”
对苏州教派的迫害触发了一轮对失职官僚的弹劫。因为这些教派早在1677年第一座经堂建立后就开始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一大批过去在苏州几个县任职的官员以及他们的上司都因未及时采取镇压行动而负有实际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很可笑。在一大批事后受罚的官员中，包括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其中许多人当然早已死了，有些因在此任职不到六个月而得到豁免，还有一些则因参与破案而不予追究。另有一些人以后升到了更高的职位。前江苏巡抚尹继善现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被罚俸九个月。但对一个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这只相当于一张停车罚单。虽然一些低级官员受到降职或调职的处分，大多数人得到的只是象征性的处罚。这个大张旗鼓的弹劾过程是一幕令人难堪的闹剧，但在吴坛和江苏省的其他官员们看来，这可能是用来应付来自弘历的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在湖南那个多情和尚觉性的案子中（我在第七章讨论了该案），湖广总督定长让他的主子欲怒还休。觉性在翻供以后和盘托出了他和刘姓店主年轻媳妇的奸情，对他的叫魂指控于是撤销，他被判通奸，杖责流徙。定长回到武昌的官署后，于10月31日向弘历奏报妖术清剿段有进展。弘历龙颜大怒，他现在懂得了定长为何要旅行六百多里去亲自审讯该案犯。他在朱批中呵斥道：“以汝伎俩恶术，不过又皆审处完事。汝安守汝总督养廉耳？不知耻无用之物，奈何？”
没有一条规章则例要求在省府的审判必须有总督在场。和弘历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该省官员在弘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弘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存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来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卡尔·曼海姆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官僚没有能力超越他们“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去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我要给清代官僚们的眼界和权术打更高的分数，并假定他们在有目的地将政治问题定义为行政问题上是很有本事的。
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人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