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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之上，带来农民工命运的阳光灿烂，不仅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个令人焦灼的等待。遗憾的是，现实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残酷，它不仅粉碎了高粱们的理想期待，也把一个在社会潜流中运行的冷漠无情的生存法则呈现给我们：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们，即使手持法院的生效判决照例是一分拿不到。我们的法律通过一张表面上对农民工有利的判决文书，给农民工打了一个必然会扭曲他们灵魂的白条。周昌义试图告诉我们：白条上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属于他们的工钱，还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良知，还有原本是保护弱小、保护公正的法律。当一纸空文的生效判决最终成为彻底绝望的理由时，作为农民工的外乡人也就失去了对城市及社会最后的信心。
走投无路的高粱们只有拼尽全力愤然一搏——跳楼，用并不卑贱的生命换取应得的权利。农民工跳楼讨薪是在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实，对此很多专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因着周昌义对底层生命的深刻观照，我再一次注意到，他把笔触刺向了城市的内核——人的良心。面对高粱们在仁城最著名的大楼跳楼讨薪的悲惨，轰动的仁城成了一个大马戏场，没有人关心这些农民工的生死，抱怨、冷漠、哄笑、讥讽的看客们用声音汇成的洪流，淹没了高粱们微弱的生存呐喊，把他们生死攸关的挣扎当成了一幕活剧。他们的生命与城市文明生活的享受者有什么相干？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书写。周昌义深切地体察到，鲁迅先生所处的“看客”时代仍然没有结束，只是在今天披上了更加文明也更加冷漠的外衣。
由此我想到，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那些建筑公司、那些为富不仁的老板、那些不作为的机关单位，还有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些享受着农民工的付出和创造、却又漠视着他们的所有城里人。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可惜我们没有做到。面对令人寒心的一切，周昌义不是摆出一副精英文人的训世姿态，而是真正与生命之艰、与民生之苦相依为命，知冷知暖。他就像一个农民工出身的知识分子，写了他的亲兄弟，写了他的侄儿侄女，更写了他们的心、他们作为乡下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良心，写了他们几辈子的希冀和明天的愿望，写了他们在城市里不想变坏却又不能不坏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周昌义显示出了他的现实主义水准和力量，他坚持了写作的平民立场，也坚持了一个作家面对真实的风骨。
周昌义通过《江湖往事》忧心忡忡地警告我们：不要让农民工进了城市就流离失所，不要让人家累死累活却不给工钱或少给工钱，不要漠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价值、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周昌义让我们想到，中国的美好未来，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幸福，就等于零。换句话说，农民工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他们的幸福和处境就是整个中国农民的幸福和处境，自然也是中国人的幸福和处境，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奔小康，不是商家在奔，不是老板在奔，不是知识分子在奔，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老百姓在奔。百姓的小康，农民的小康，所有弱势群体的小康，才是真正的小康。
跳楼的农民工高粱终于没有跳，因为政府出面了，政府以工钱的形式来到了用性命讨要工钱的农民工面前，所有悬吊在高楼之上的农民工都感动得潸然泪下。读到这里，我也为之动容，眼泪唰啦啦濡湿了书页，不禁长出一口气：这些农民工的宝贵生命终于保住了。可是，可是政府啊，你怎么才来？
我相信，正是因为高粱们的跳楼才唤起了政府、媒体以及全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更相信农民工的工作会有的，工钱也会有的，他们的处境也会一天天好起来，因为至少有周昌义这样的作家来提醒我们，有《江湖往事》这样的作品来警示我们。《江湖往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现实主义文本，它所彰显的人文精神让我们看到了穿透寒冷和迷雾的普世光亮，它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同时又是持久而坚定的。它通过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启示我们：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需要普世之光的照临；而持久坚定的普世之光——能让我们期待、能给我们信心的普世之光，既是知识分子之光、农民工之光，也是社会之光、生存之光、一切弱势群体之光，更是政府之光、法律之光。
祈愿“江湖往事”永远成为往事，祈愿农民工兄弟月月都能拿到工钱，年年都能回家过年——笑着，而不是哭着，回家过年。
触摸骨头
这本书的名字叫《骨子里的青岛·青岛艺术群落文献》。
就前卫和先锋来说，艺术永远走在文学的前面，因为艺术的空间是自造的，文学的空间是别人赐予的。
黯昧需要发光，破碎需要整合，迷茫需要清晰——心灵的表现如此强烈，它给现代艺术提供了动力和另类组合。真正的另类是心灵的不可复制，它是现代艺术的源泉，无论你和你的艺术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你都无法拒绝走向极端的魅惑。自由奔放、个性张扬、标新立异、赫然醒目，艺术的民间殿堂里，错位即是规范，颠倒就是秩序。或者，你颠倒了别人颠倒的，你规范了别人规范的。
是勇气主宰了他们的灵魂——脱离传统、开罪于生存环境、走向莫名其妙、投身于人格分裂、呈现非理性状态。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线条、色彩、结构、光影和行为，艺术和自我没有什么区别。
我由此想到，现代艺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不自由，而是庸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的虽然很容易显要，却也很容易流入庸俗。非主流的艺术——如果它还是艺术，那就一定要杜绝庸俗。众人循规蹈矩的祈祷声中，那个用怪异的号叫引起上帝关注的孩子，其实就是艺术家。他用旁门左道更加便捷地完成了皈依，发现皈依原来就是忠于自己。——上帝啊，没想到你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上帝那样思考呢？这样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有了艺术的爱与悲悯，有了亚当与夏娃般的裸男裸女和接受惩罚的人类。这就是说，所有的现代性，都意味着必须站在上帝的起点上思考人类和世界的命运。
不应该把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叛逆时代冠冕在他们头上，因为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心情，是本该如此的常态，不需要刻意标签。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然地生发比自由地追求更重要，尊重艺术就是尊重人的天性。因此，“艺术的生命是自由”和“艺术死于自由”的命题同样都是真理。他们是真理的孩子，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圣殿的祭司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他随时准备接纳他们。一旦被接纳甚至被供奉，他们基本就结束了。所以拒绝庸俗就是拒绝接受进入圣殿的结果。伟大的艺术家到死都在追寻的过程里，他们不为圣殿而活，不为结果而生。他们激昂、有力、饱满、灵动、飞扬地走在路上，并因为自己从不废止的行走而让所有观赏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他们也需要休息，路边的驿站，那间四面写着黑色大“拆”的茅草房，就是民间殿堂、草根雅舍——温馨而灿烂的归宿。永远的草根，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力。那种“苦日子终于熬到头”的感觉其实就是坟墓。
现在可以提到“骨头”了，那就是热衷于拒绝、说“不”和自甘草根的理想精神，就是面对豪门盛宴而吃糠咽菜的精神。它在大家还看不懂的时候，悄然成了艺术的支撑，让我们在旷天野地里泛滥的寂寞背后，看到了时而枯枝蓬勃、时而野秀峥嵘的大树和大树的“群落”——森林。
森林再寂寞也是森林。
盆景再喧天也是盆景。
一句话，真正的艺术精神，就是为了理想和真理的牺牲。
一切为了牟取而不是为了牺牲的人，都不是艺术家。
帕慕克的贫乏与丹·布朗的富有
接触了几个作家，他们几乎都读过或正在读《我的名字叫红》。中国作家是全世界模仿能力最强的作家，我敢说过不了多久，我们中间就会有人写出类似于《红》的小说，它必然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出场的主要人物全都用第一人称说话；二、死去的人阴魂不散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人世的纠纷；三、让人物成为小说的视角，有多少人物就有多少视角；四、拉扯一些情节之外的书本故事以增加小说的历史和文化厚度。其实这四个要点由《红》提供给我们，早已经不新鲜了，在西方现代作品中，这都是用滥了的手段。写出了以上的话，我才意识到，我是那么不喜欢《红》这部小说，但它又是我越读越不喜欢却还是坚持读到最后的一部小说。
我没看过有关帕慕克的其他资料，但读了《红》就知道他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作家，属于读小说、写小说、书斋里创造生活的那一种人。所以在小说里，我只能看到虚构的事件，却感觉不到扎实的生活。作者好像在写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伊斯坦布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可以随便更换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有点表面，有点模糊。而一部优秀的小说却不能这样，它应该清晰而透明地凸现世俗生活，让那些异国他乡的读者虽然不熟悉那里的生活，却可以身临其境，酸甜苦辣全能感觉，风土人情皆可触摸。再就是叙述的啰唆，那个谋杀案读者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但还要调动所有的人，全方位地啰唆下去。我想也许啰唆是有道理的，啰唆的目的是为了出人意料，结果什么也没有，多少有些蒙人。作者把叙述转换成了各个人物、动物、钱物的心理，你想我想他想它想，大家都在使劲想同一件事情，从所有的方位朝着一个地方去想，却蛮横地把读者的想象排斥在了小说之外。我们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让读者把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内心活动都看明白，这其实是败笔。可以说《红》里的骨干情节——那个谋杀案——是无趣而乏味的，爱情也显得太生硬、太意象、太平淡，人物是平面而单一的，不是立体而饱满的；走的是抽象和哲理的路子，却没有抽象出他们各具特色的符号价值，除了职业、地位、姓名的不同，各色人等并没有什么区别。《红》的叙述成熟而老道，但因为过于成熟就带来了无法容忍的平庸。表面上是以人物观人物，而不是以作者观人物，避免了作者的武断和干预，掩盖了作者的观点；实际上作者只是假性隐蔽，就像一个具有无量之变的神祇，化身了许多形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全是作者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语言，露出了“垂帘听政”的迹象。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叙述技巧，作为一个阅读人，我要求我心目中的小说营造者应该这样：若是写故事，就应该把故事写地道，让人有兴趣奔着故事走，在你的情节魅力面前流连往返；若是写情绪和感觉，就应该把情绪和感觉磨砺到家，让人能从字里行间碰撞出痛楚、凄迷、忧伤或者爱怜、激奋来。但《红》给我的感觉是费劲写了故事又不吸引人，专注于情绪和感觉又无法迷惑人，有一点不伦不类。
当然读完了《红》我还是看到了我想看到的，那就是作品中所拥有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的内容，艺术和历史成了小说进展的原始动机和人物行动的支点，它们明确了帕慕克完全西方化的创作态度，无疑中消减了小说在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