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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呵斥：“俗话说得好，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又劝李雪莲：“雪莲，这事儿会越说越乱，你还是先回去吧。”
李雪莲撸了一把鼻涕，转身就走了。她走不是听了老张的劝，而是一个新的主意，又产生在她的心头。既然开辟不了未来，只好还纠缠过去。过去纠缠过去是为了证明离婚的真假，现在纠缠过去还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过去说这事纯粹为了惩罚秦玉河，现在说这事还为了证明李雪莲的清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这事，是由她跟秦玉河离婚的真假引起的；或者，为了证明李雪莲不是潘金莲，先得回头说清楚离婚的真假。两件事情本来没有联系，如今让秦玉河这么一说，两件事扭成麻花，就搅到了一起。老张那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话，也刺激了李雪莲，可见大家已经把秦玉河的话当真了，已经把这当成她的“短处”了，已经把她当成潘金莲了。本来她不准备闹了，不准备折腾了，现在又要重新折腾。可到哪里折腾呢？该折腾的地方，她过去已经折腾了，从县里到市里，能告状的地方，她已经告遍了，也让她得罪遍了；过去告了，没用；重新告，也不会有用；说不定还会被关起来；她突然下定决心，要离开本地，直接状告到北京。这件事说不清楚，李雪莲难活下去。本地都是糊涂人，北京是首都，北京总该有明白人吧？本地从法官到专委，从法院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都把假的当成真的，北京总能把真的当成真的吧？或者，总能把假的当成假的吧？真假不重要，关键是，我是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或者，我不是李雪莲，我是窦娥。
序言：那一年（十二）
李雪莲去北京没去对时候。她不了解北京，北京也不了解她。她去北京告状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两件事本来毫无联系，因为时间撞到了一起，也就有了联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北京不准闲杂人等进入。何谓闲杂人等，没有明确规定，凡是不利于大会召开的，皆属闲杂人等。过去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乞讨的，偷东西的，在发廊卖淫的，还有就是告状的，一夜之间，统统都不见了。李雪莲去北京坐的是长途汽车。本来她想坐火车，因火车票比长途汽车票贵十五块钱，她就坐了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坐了一天半夜，长途汽车到了河北与北京交界的收费站，李雪莲终于知道北京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收费站停了十几辆警车，警车上闪着警灯；每辆进京的汽车，都要接受检查。路边停满了被拦下的长途汽车、货车、面包车和小轿车。李雪莲乘坐的长途汽车，也被拦在路边。车太多，接受检查也要排队。排了两个钟头，终于有两个警察，上了李雪莲乘坐的长途汽车。警察上来，挨个检查每个乘客的证件，每个人的行李，盘问去北京的理由，盘查去北京的证明。乘客回答去北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出差的，有做生意的，有投奔亲戚的，有看病的，还有一个是寻找丢失孩子的……盘查一番，有的乘客过了关，有的人被警察赶下了车。被赶下车的，也都默不作声。李雪莲看了半天，没弄清警察放行或赶人的标准。终于，一个警察检查到了李雪莲。先看了李雪莲的身份证，又问：“到北京干什么去？”
李雪莲知道自己不能回答出差，也不能回答去北京做生意，也不能回答去北京找孩子，她看上去都不像；更不能回答去北京的真实原因：告状；便随着前排一个乘客说：“看病。”
边回答，边将头靠到窗户上，作出病恹恹的样子。警察盯着她：“看啥病？”
李雪莲：“子宫下垂。”
警察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接着问：“去北京哪家医院？”
李雪莲有些懵。因为她没去过北京，更没去北京看过病，不知道北京都有哪些医院，及各医院的深浅，便随口答：“北京医院。”
李雪莲答“北京医院”是顾名思义；警察看了李雪莲一眼，接着往下盘问；李雪莲松了一口气，知道北京确实有家“北京医院”；警察又问：“你的病历呢？”
李雪莲一愣：“病历，啥病历？”
警察有些不耐烦：“你去医院看病，过去的病历呢？”
李雪莲灵机一动：“我这是第三回去北京看病呀，过去的病历，都落在北京医院了。”
警察看李雪莲半天，不再纠缠“病历”的事；又问：“你的证明呢？”
李雪莲：“证明，啥证明？”
警察又开始不耐烦：“你咋啥也不懂？现在是‘人大’期间，凡是去北京的，都得有县以上政府开的介绍信；不然你说你去北京看病，谁给你证明呀？”
李雪莲傻了；她确实不知道“人大”召开期间，去北京要开介绍信，而且是县政府的介绍信；就是知道，她去县政府开介绍信，县政府也不会给她开；便说：“不知道要开‘人大’，把这事忘了。”
警察终于抓住了李雪莲的漏洞，松了一口气：“那不行，没有证明，你不能去北京。”
李雪莲：“耽误我看病咋办？”
警察：“‘人大’开会，也就半个月。半个月后，你再去北京。现在下车。”
李雪莲的犟劲上来了，坐在那里不动：“我不下车。”
警察：“别人都下，你为什么不下？”
李雪莲：“我子宫都垂到外边了，耽误不起。”
警察脸上的肌肉又抖了一下，接着喝道：“两回事啊，别胡搅蛮缠，也就半个月。”
李雪莲站起来：“要我下车也行，你得负责任。”
警察一愣：“我负什么责任？”
李雪莲：“其实北京我也不想去，钱花光了，病也不见好，早不想活了。你要让我下车，我不等半个月，我下车找棵树就上吊。”
警察愣在那里。李雪莲盯住警察胸前的警号牌：“我记住了你的警号，我会在遗书上，写上是你逼的。”
警察更愣了，嘴张着，半天合不拢。待合拢，朝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嘟囔一句：“你这娘们，倒难缠了。”
又摇头：“刁民，全是刁民。”
皱了皱眉，越过李雪莲，开始盘问下一排座位上的乘客。
夜色中，李雪莲往窗外舒了一口气，又坐下来。
序言：那一年（十三）
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晕头转向。她首先觉得北京大，比村里、镇上、县城和市里都大；大得漫无边际；坐在公交车上，走走是高楼大厦，走走又是高楼大厦；走走是立交桥，走走又是立交桥。另外她在北京转了向。李雪莲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北边，当她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穿过时，却发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南边；用村里的方位校正半天，还是没有矫正过来；看来在北京期间，就要以南为北，以东为西了。比这更要命的是，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待到了北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告状，该向谁告状；这些该去告状的地方在哪里，能够接受她告状的人，又住在哪里。幸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李雪莲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的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在东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头有脸；李雪莲灵机一动，决定在北京待下之后，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一静坐，说不定就能引起在大会堂里开会的有头有脸人的注意。
为了在北京待下来，为了安置自己，李雪莲投奔了一个中学同学。这个中学同学叫赵敬礼，当年在班上，与李雪莲坐前后桌，坐了六年。赵敬礼长颗大头；大头正头顶，又凹进去一坑，成了葫芦型。“赵敬礼”是赵敬礼的大名，但班上无人喊他“赵敬礼”，都喊他“赵大头”。久而久之，喊“赵大头”有人答应，冷不丁有人喊“赵敬礼”，赵敬礼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喊谁。初中三年，两人没说过话；从高中一年级起，李雪莲知道赵大头对她有意思。赵大头从小没有娘，她爹是镇上一个裁缝；赵大头有三个弟弟；一个爹，整天踏一台缝纫机，养活赵大头哥儿四个，家里并不宽裕；但从高中一年级起，赵大头三天两头给李雪莲带“大白兔”奶糖，从课桌后悄悄递过来。也不知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大白兔”糖送了两年多，也不见赵大头有什么表示。还是高中快毕业了，一天在上晚自习，李雪莲出教室解手；从厕所回来，赵大头在教室门口候着。看看左右无人，赵大头说：“李雪莲，我想跟你说句话。”
李雪莲：“说吧。”
赵大头：“得找个地方。”
李雪莲：“找吧。”
赵大头把李雪莲领到学校后身打谷场上。周围的夜是黑的。李雪莲：“你要说啥？”
赵大头啥也没说，上来就抱李雪莲，接着就要亲嘴。由于动作太直接，中间也没个过渡，李雪莲有些措手不及。措手不及之下，本能地推了赵大头一把。赵大头脚下一绊，跌倒在地。如果换一个男生，爬起来还会亲李雪莲；几经纠缠，几经掰扯，哪怕李雪莲说“我要急了”，“我要喊了”，仍继续撕扯，好事也就成了；没想到赵大头跌了一跤，从地上爬起来，看了李雪莲一眼，愣愣地说了一句：“我以为咱俩已经好了呢。”
又说：“千万别告诉其他同学。”
转身就跑了。赵大头跑了，李雪莲气得“咯咯”笑了。搂她亲她她没生气，转头跑了，李雪莲就生气了。第二天两人再见面，赵大头低着头，红着脸，不敢再看李雪莲。这时李雪莲知道，赵大头是个老实孩子。李雪莲赌气，也不理赵大头。接着高中毕业，李雪莲没考上大学，赵大头也没考上大学；李雪莲回到了村里，赵大头的一个舅舅，在省城一个宾馆当厨子，赵大头就跟他舅舅到省城学厨子去了。后来他舅舅被调到这个省驻北京的办事处当厨子，赵大头也跟来了；后来他舅舅退休回了老家，赵大头就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李雪莲到北京举目无亲，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赵大头在北京，于是便想投靠赵大头。但中学时候，她吃了两年多赵大头的“大白兔”，打谷场上，又将赵大头吓了回去，她担心赵大头记仇。李雪莲也想好了，如赵大头不记仇，她就有了落脚处；如赵大头记仇，她转头就走，另寻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李雪莲也想好了，就是火车站。虽然北京火车站她没去过，但她知道，普天下的火车站，一到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