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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马克思接近于承认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要。
他似乎承认，如果它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要，这也就相当于说它是一种对于神的需要；他意识到金钱－资本的最早形式将符合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具有宗教性质的假设。不过这一思路的心理学含义是非常含混不清的（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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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怎样一种矛盾”等处）
，而且马克思的立场退回到了以人对人的支配为基本的论据。这样他就与自己关于所有劳动本身具有异化的（强制性的）特点的论述相矛盾，也和他关于私有财产是从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中衍生而非相反的论述相矛盾了。
［１８］而且人对人的支配——这本身就必须有所解释，尤其是应由试图废除它的人来解释——当然就被当作一个终极问题遗留下来了。终极范畴大概是强力，剥夺他人劳动的强力。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社会理论中若干根本分歧之一。我们已在本书别处看到弗洛伊德本人（以其“原始父亲”
〔ＰｒｉｍａｌＦａｔｈｅｒ〕概念）以及黑格尔（以其“主人”
〔Ｍａｓｔｅｒ〕概念）和尼采（以其“主人种族”
（ＭａｓｔｅｒＲａｃｅ）概念）怎样像马克思在这段文章中那样，为了解释压抑而不得不最后假设存在着外部的控制并且假设它是靠强力维持的。而且我们已经论证过，遵循这条路线就抛弃了心理学的解释（“强力”取代了心理）
，并且抓不住“怎么会有一种压抑自身的动物”这个谜的整个要旨；［１９］而抓不住人类疾病的性质也就看不到应有什么性质的治疗。如果问题的症结在于强力，那么“剥夺剥夺者”也就足够了。可是，如果强力并未建立主人的统治，那么或许奴隶就是由于某种原因而爱恋着他自己的锁链。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更深刻的心理疾病，那么也就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心理上的更新。
遵循心理解释的道路意味着金钱情结应被视为是由宗教情结衍生的。
于是，问题就在于应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命题。
我认为，这个命题只能历史地加以证实；“衍生”一词若不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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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历史地衍生，那就不具备可证实的意义。理解世俗性就是要理解它与神圣性的关系；理解文明的事物就是要理解它与原始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古代的——事物的关系；理解现代经济（和金钱）就是要理解它与古代经济（和金钱）的关系。但是对金钱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而且因为是历史的便也是哲学的）研究方法，正是在整个现代经济理论的范围里缺乏的东西。
古典经济理论家们假定经济活动具有基本的理性，也同样地假定古代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其他方面均处于原始和迷信的环境中的世俗理性主义的核心。他们假定经济活动在基本动力方面无论何时何地实质上都是相同的；经济活动总是被经济的动机——即是说被精细算计所制约的。在假定了精细算计的心理的情况下，他们正确地假定了这种心理的社会学对应物，即所有权制度（财产）。他们又从精细算计的心理出发推导出劳动分工及其对应制度，即市场上的交换。亚当。
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这样说：［２０］
譬如说，在一个猎人或牧人部落里某个特定的人制造弓箭比别人更熟练灵巧。他经常用它们和同伴交换牲畜和鹿肉；而且他终于发现他以这种方式能比自己到田野里去捕捉获得更多的牲畜和鹿肉。因此，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制造弓箭就逐渐成为他的主要行业。
这样，作为交换媒介或者价值标准，金钱制度便最后从市场制度衍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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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化相对主义者们向一切试图作归纳（也就是作出重大结论）的努力频频开火，但我们仍有把握归纳说，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与人类学的事实毫不相关。古代经济并不是被精细算计的心理制约的。我们可以放心地听从卡尔。波拉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这位唯一正视事实正视文化相对主义者们提出的问题的经济学家的这番话：“现代人种学家正是在下面这种否定性观点上达成一致意见：不存在获利的动机，不存在为报酬劳动的原则，不存在费力最少的原则；特别是不存在任何建立在经济动机之上的分离的和独特的制度。”
［２１］（甚至文化相对主义者赫斯科维茨［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也不可避免地作出了同一倾向的概括；他提供了许多资料支持波拉尼的论述，没有一条与之矛盾。
［２］）
而在另一方面，古代经济又常常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所有权体系、劳动分工和交换。
在古代经济的理想模式中存在金钱吗？古代和现代心理之间（以及专门术语上的）彻底断离已在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献中造成十分显而易见的困难。马林诺夫斯基（Ｍａｌｉｎｏｖｓｋｉ）
说，假如我们按照现代经济理论那样来给金钱下定义，即将其视为完成交换媒介、价值标准和财富贮藏这三大功能的物体，那么古代经济里就没有金钱。
［２３］在某种意义上说，马林诺夫斯基是正确的。金钱的古典定义是把交换媒介功能放在首位的；在古代经济里没有对应于金钱的东西，其理由与其说在于交换的范围有限，倒不如说在于（常常是很复杂的）古代交换的心理并不是现代定义所假定的那种自我获利和精细算计的心理。不过，一种关于经济的哲学不能只是将古代金钱与一般金钱截然相区别，正如关于理性的哲学不能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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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神圣的和世俗的事物断然分离一样。我们需要有更富于辩证性的思考。事实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大多数作家都认识到了——古代经济的确划出了一类特殊的物体来完成赋予现代金钱的三种功能中的一种功能，即充当凝聚和贮藏财富的工具。
［２４］如果说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表明，至少从历史的意义上说金钱的首要功能在于凝聚和贮藏财富，这就要求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考虑它在传统上对金钱的交换媒介功能的强调。现代经济理论在金钱和利率理论上还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接受这一要求是会有所裨益的。
这种可以被凝聚和贮藏的财富——它是什么呢？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古代经济中特别选择出来充作财富贮藏物并因而被称为“原始货币”
的物体在现代人看来是极其古怪的——贝壳、狗牙、羽毛束、雅普岛（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ｏｆＹａｐ）著名的石头货币。
［２５］这也就是说，古代经济凝聚了的财富实际上是无用的，就这个意义来说也就是非理性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停留在常识上，而避开现代功利主义经济学的伦理相对主义及其“目的随意性”
的假设，［２６］也避开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它关于理性的法则就是入乡随俗的假设。不过即使是正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也是有常识的——赫斯科维茨就说：“被无文化民族用作货币的物体中很少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大多是给展示它们的人带来声望。”
［２７］
是怎样一些非理性的考虑给贝壳、狗牙和羽毛束赋予价值的呢？赫斯科维茨关于声望的概念当然并没有错，而且它还有和维布仑（Ｖｅｂｌｅｎ）的概念结构联系起来的好处；而后者是有待将来完成的经济心理学所不能忽视的。不过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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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并指出，无用物体被赋予的价值和拥有者被赋予的声望，乃是魔幻的、神秘的、宗教的，并来自于神圣的领域。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特洛布里昂岛“财富的标志”是“仪式使用的大斧的斧身”。它是用“稀罕并难于获得的”材料并花费“大量时间和劳动”来制作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途”。
［２８］赫斯科维茨本人就说明了在未开化的文化中社会声望与超自然力量有紧密的联系。
［２９］唯一的另一种解释是把这些古代货币看作装饰品并从其装饰目的中产生其价值。
［３０］但是劳姆（Ｌａｕｍ）在他论述希腊货币的宗教仪式起源的文章中，正确地论证了装饰不能被当作终极的心理范畴来接受，而且装饰品事实上基本是巫术护符和象征。
［３１］
不过，坚持古代货币的宗教性质的决定性理由与其说是在物体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它流通的情境。所有的权威研究者都坚持认为，古代经济活动被淹没在各种“非经济的”关系中；他们都强调这些非经济关系的礼仪的（仪式的）特性。
［３２］
因此，当弗思（Ｆｉｒｔｈ）说原始货币有时包括具有实际用途的物品时，他的表述不能按照表面意义来接受。
［３］有的古代货币被看作是具有实际用途的物品，通过现代经济理论所假设的效用交换的过程而被提升到价值的标准的地位，但实际上确实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变成货币的。
效用是个含混的概念；古代文化中许多具有效用的物品也具有无用的、宗教的价值。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食物，它在充任满足饥饿的实用目的之外还能作圣餐中带魔力的物质或宗教上偿付罪过的手段（作为献祭）。
劳姆证明了荷马史诗中著名的牲畜货币不是从牲畜作为实用产品的任何用途中产生的，而应该是从牲畜在献祭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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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性的（圣餐）
聚餐中所具有的神圣意义里产生的。
［３４］试比较一下赫斯科维茨对东非鲁尔人的牲畜财产的论述：［３５］
令人吃惊的是非经济因素怎样进入了他们所有制的每个方面……牲畜在决定姻亲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样一些事实，以及它们连同其在各种仪式中的实质性位置一起进入宗教生活的这种方式，都使它们与这个民族中其他类型的财产相区别。
最早的市场是宗教的市场，最早的银行是寺庙，最早发行货币的是祭司和祭司王（ｐｒｉｅｓｔ－ｋｉｎｇ）
，这是早已为人们了解的了。可是这些经济制度却一直被解释为本身是世俗－理性的，尽管它们最早是由宗教力量发起和承办的。劳姆所论述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这些制度本身具有宗教性。劳姆从赎罪仪式的收费中引出了等值（相同价值）概念，从象征性替代的仪式中引出了价值象征物的概念，从仪式中散发圣食引出了价格的概念。换言之，古代的或现代的金钱情结与象征是不可分离的；而象征正如西梅尔所认为的，不是理性的标记，而是宗教性的标记。
如果我们认识到古代货币本质上具有宗教性特征，我们也就能够认识现代货币的某些特定性质——无疑包括金本位制，也几乎无疑地包含利息率——本质上也具有宗教性特征。
就金和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