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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尽我们之所能地从精神分析理论中总结出复活了的肉体是什么模样。生本能或性本能要求这样一种活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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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与现行的活动方式相对比只能被称之为游戏。生本能要求与他人与世界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建立在焦虑和攻击性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恋和爱欲的充盈上。
然而死亡本能也同样要求得到满足,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生命和关于神的知识无疑可以描述为爱嬉戏于自身,但如果否定性之痛苦、耐心和劳作统统被省略掉,这种思想便会流于琐屑无聊。”
[1]死亡本能只有在一种未受压抑的生活中才能与生本能达成统一。这种未受压抑的生活使人的肉体中不再有“未曾生活过的地带”
(unlivedlines)
,死亡本能因而在一个自愿赴死的肉体中得到肯定。
而由于肉体已得到满足,死亡本能便不再驱策肉体去改变自己去创造历史,因而正像基督教神学预言的那样,它的活动将始终处在永恒之中。
基督教神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又一个一致之处是:复活了的肉体是一个改观了的肉体。压抑的消除将消除里比多违反自然地集中于某些特殊的躯体器官——这种集中是由病态的死亡本能之否定性所发动的,它在人的自我中为神经症人格建立起躯体的基础。
用梭罗的话说,“我们无须祈求更高的天堂,我们只须祈求纯粹感官所能提供的纯粹感性的生活。我们目前的感觉仅仅是它们注定应成为的那些感觉的初级阶段。”
[2]人的躯体应成为多形态的性反常,它应该欢乐地沉浸在它现在感到害怕的那种充分展开的肉体生活中。坚强得足以承受充分生活的意识,将不再是日神式的意识而是酒神式的意识——一个不循规蹈矩而只是涌溢的意识;一个不再否定并因而十分丰富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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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是压抑作用的消除,那么,能够和应该提出这问题的便不仅是精神分析学。我们已经指出这问题也是基督教神学所固有的。现在我们要问基督教神学家特别是新正统派的基督教神学家们:你们所说的肉体复活,所说的永恒生活究竟是指什么呢?
是对死后不朽的许诺吗?
难道基督教的心理学前提就是生与死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下个”世界都不可能达成统一,因此对死亡的逃避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病态后果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下个世界”都是我们永恒的宿命吗?而我们所看见的却是,基督教神学所许诺的那个完美的肉体,那个享受着基督教神学所许诺的完美幸福的肉体,乃是一个与死亡达成统一的肉体。
归根结底,基督教神学必须或者把死作为生之一部分加以接受,或者放弃肉体。两千年来,基督教一直保持着神秘的希望,希望生能够战胜死;而这一希望却是在生与死誓不两立的历史阶段上,是在希望只能是神秘的希望的历史阶段上展开的。但如果我们正在走向末日,那么基督教神学就不妨反躬自问,它究竟是否仅仅是堕落了的人类的宗教,究竟是否可以在新郎到来之际沉睡不醒。显而易见,如果基督教真的希望帮助人类走向原罪的彻底消除——波德莱尔曾说这是进步的真正定义,[3]那么在它的传统中确有许多珍贵的洞察;而这些洞察却必须转化为一套实用的治疗,转化为某种与精神分析类似的东西,才能成为有用的或有意义的。
基督教末世学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拒斥和抵制了柏拉图对人类肉体和对“质料”
(mater)的敌视,恰恰在于它拒绝把柏拉图的升华之路与最后的拯救相等同,恰恰在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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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和确信永恒的生命只能是存在于肉体中的生命。基督教禁欲主义可以把对堕落了的肉体的惩罚执行到柏拉图望尘莫及的地步,但基督教的希望却是要使那堕落了的肉体获得救赎。所以德尔图良①才断言:Resurgetigiturcaro,etquidemomnis,etquidemipsa,etquidemintegra——“肉体将再次复活,肉体之全部,那同一个躯体,那整个躯体。”
[4]中世纪天主教在基督和希腊哲学之间所作的综合,以其灵魂不朽的思想混淆了这一问题;只有新教才担承起这一奇怪的基督教信仰的全部重量。
路德对升华学说的突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坚持肉体复活的神学家却是哥尔利茨的补鞋匠雅各布。波墨。当蒂利希和巴思(Barth)最终回到所希望的事物的实体性即回到他们的末世学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认真考虑波墨的看法。而现在,当新正统神学家们热衷于罪与死的性质的时候,波墨的神学却除了在孤独的神秘主义者和革命者别尔嘉耶夫那里是个例外,在其他人那里都遭到了忽视。
[5]
无论基督教教会怎样对待他,波墨在西方对美好事物所抱神秘希望的传统中始终处在重要而确切的位置上。
往前看,经由巴拉塞尔斯②和炼金术,他与基督教诺斯替教派和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相关联;往后看,经由他对浪漫主义者布莱克、诺瓦利斯以及黑格尔所发生的影响,他与弗洛伊德相关
①德尔图良(Tertulian,150?—22?)
:著名的基督教教父。
——译 注②巴拉塞尔斯(PhilipusAureolus,paracelsus,1493—1541)
:瑞士炼金术者,医生,神秘主义者。——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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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我们曾认为,精神分析除非把自己放进西方思想史——放进人类这一总体神经症之中去考察,否则它就并没有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而如果放进这一联系中去看,精神分析则显然继承了一种它必须予以肯定的神秘主义传统。
在一般公众心目中,神秘主义被等同于对物质世界和对生活的逃避,即伊芙琳。安德希尔(EvelynUnderhil)和奥尔都斯。赫胥黎(AldousHuxley)
[6]等通俗作家所宣传的那种神秘主义。从精神分析学观点看,这种神秘主义不妨名之为日神式的神秘主义或升华的神秘主义。然而在西方传统中还有另一种神秘主义,它可以称之为酒神式的神秘主义或肉体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执着于生命,执着于肉体,并致力于肉体的转换和使肉体变得完美。这一传统急迫地需要我们对之加以重新审视,它包括三大支脉:基督教(保罗)
的“灵性”
肉体的思想;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中亚当堕落之前曾拥有完美躯体的思想;炼金术中精致肉体(thesubt-lebody)的思想。
[7]所有这些分支都在波墨身上结合起来,人们只要对波墨其人略有了解——例如通过恩斯特。本茨(ErnstBenz)的第一流著作,但该书尚无英文译本[8]——便不难发现:波墨和弗洛伊德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以致他们彼此完全可以相互取代。
像弗洛伊德一样,波墨也不把死理解为纯粹的虚无而把它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或者存在于与生命的辩证冲突之中(存在于堕落了的人身上)
,或者与生命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统一于上帝的完美)。因此本茨说:“我们的一生始终是生与死的拼搏,只要这一冲突仍在进行,焦虑便始终存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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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墨的生命概念中,游戏(或爱之游戏)的概念也如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一样重要。他的亚当堕落之前具有灵性的或乐园中的肉体的思想,承认了我们无意识中存在着强有力的要求,既要求两性人的存在方式,又要求自恋式的自我表现的方式;同时,他的这一思想还认识到口腔、肛门、生殖器功能在使用上的堕落和败坏。的确,波墨未能接受个体在生理肉体上的死亡,并因此使他的乐园中的肉体隐隐约约地成为非物质的肉体,没有口腔、肛门和生殖器。
但尽管如此,他仍顽强地执着于肉体,执着于肉体快感,并坚持认为亚当“神奇地”能吃能享受事物之“本质”
,“神奇地”能生殖并在生殖活动中享受性快感。波墨之所以陷入两难困境是因为他敏悟到人类肉体的堕落和败坏,敏悟到所有的生活都是肉体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无力接受肉体死亡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一个新教神学家比波墨走得更远;或者毋宁说,后来的新教更宁愿压抑这一问题和压抑波墨其人及其学说。
从李约瑟对道家学说的介绍和伊利亚德对瑜珈的研究来判断,[10]东方神秘主义也接触到同样的问题。李约瑟正确地指出,道家对完美肉体的追求超越了柏拉图的心物二元论。
然而李约瑟热情称赞道家学说,说它是人对此世生活所作出的响应却不应使我们因此看不到道家所说的完美肉体实际上是不朽的:道家同样不能把死亡作为生命之一部分予以接受(在前面某一章中我们曾指出在李约瑟的其他热烈向往即他对怀特海自然哲学的向往中,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和不足)。
精神分析接受肉体的死亡,但精神分析学却需要从西方和东方的肉体神秘主义中学习某些东西——在这些财富中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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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富于精神分析洞察力的真知灼见。这些神秘主义学说都认真地相信(而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却没有这样相信)
:人完全有可能使自己完美化,完全有希望找到一条摆脱神经症的出路而进入动物所享有人却并不享有的单纯的健康状态之中。
新教从路德和波墨之后便堕落和败坏了,它放弃了它批判现存秩序和对美好事物充满神秘憧憬的宗教职能;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它丧失了与无意识的接触,失去了与无意识中永恒的受压抑的欲望的联系。火炬传到了浪漫运动时期的诗人和哲学家手中。波墨的继承人是布莱克、诺瓦利斯、黑格尔以及——正像格雷教授最近指出的那样[1]——歌德。正是这些诗人被弗洛伊德相信为是真正发现了无意识的人。
[12]
精神分析必须放弃那种自认为自己优越的想法,不仅在神秘主义者面前放弃这一优越感,而且在诗人们面前放弃这一优越感。
精神分析学家不仅不应该去揭示诗人们的神经症,相反还应该向诗人们学习,并放弃这一天真的想法:以为唯有自己保持了精神的健康和理智的客观性,以为其他人要达到这一点还有很大的距离。从世界的角度看,从常识的角度看,如果诺瓦利斯是疯子,那么费伦奇也是疯子。世界会发现,与其相信精神分析学家不是疯子,不如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疯子。此外,事情也并非是精神分析探索无意识的方式使诗人们探索无意识的方式相形见绌或显得过时。任何既熟悉现代文学又熟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