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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就走了。权和静的矛盾依旧存在，隔三差五地爆发。每次爆发，静便投奔自己父母的家，扔下权和孩子，权便把孩子送到父母这里。每到这时，父母便知道权和静又爆发矛盾了，于是又引起父母更加严厉的批评。权很乖顺地听，听完就走了，并不见吸取教训的样子，这就使得父母异常气愤。
到后来，权和静终于分居了。分居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权和静从闹矛盾那天起，父亲就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亲家、已当上了军区副司令的老上级。父亲总想找个机会把权和静的事向亲家汇报一下，但又想到权如今闹成这样，自己是有责任的，很难启齿，于是便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要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的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是和父亲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番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分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叠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母亲回想起这个家昔日的辉煌。
大约从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开始，老家的人已经把父亲看成是很大的一个“官”了。这在老家频频来人的次数中可见端倪。来人初始于母亲的老家，其实母亲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自从母亲在逃难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以后，便再没有下落了。父亲把母亲从小村接走后，曾专门为寻找亲人，两人双双回过一次“家”，仍然没有找到母亲亲人的下落。可以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母亲对寻找自己的亲人失去了信心。起初的日子，她还曾为亲人的下场伤心地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地淡忘了。
父亲十三岁离家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父亲的父母——那两个赌徒他没有什么眷恋的，父亲已料定了他们的结局，不是死在赌桌上，就是饿死在千疮百孔的小屋里。令父亲伤心落泪的仍然是妹妹，他一想起老家，首先想到的是妹妹被冻死时的样子。妹妹在雪地里举着一双小手，眼睛望着远方。父亲一想起这个场面，恍惚间觉得妹妹在呼唤他，等着他去救她，父亲想起这些，心就被刀戳了似的痛。父亲恨自己的父母，由父母扩展到恨自己的家乡。他离开家乡后，便铁了心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好长时间，父亲和家乡断了往来。
母亲却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母亲一个人等待父亲的日子里，她得到过无数小村人的接济照料，这一点她没有忘，父亲也没忘。因此，母亲有理由和家乡人来往。终于，村人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找到了母亲的门下。因时间久远，母亲对那些乡亲的面容已经淡忘了，但熟悉的乡音，使母亲很快便和乡亲们亲热起来。乡亲来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他们在家里住下来。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母亲嫁给了一个“官”，作为接济过母亲的村人便有理由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他们久居乡下，对城市早就有了一种仰慕和神秘感，他们起初把母亲当成了沟通城市的桥。
那时，刚刚过去困难时期，父亲只是个团长，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住房也紧张。来的人之中，有男乡人也有女乡人，他们是搭帮结伴来的。因此，住宿便成了问题。最后，父亲带着权和男乡人们住在一间房里，母亲带着敏和女乡人们住在一起。那些日子，家里热闹而又混乱。乡人们大声地讲话，大声地吐痰，大声地在厕所里大小便，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白天的时候，父亲去上班，母亲打发走敏和权去上学之后，便带领男乡人女乡人们去逛街。城市永远都对农村人有着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在母亲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在城市里漫游着。采购是谈不上的，他们的腰包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看望城市的。出发前，母亲已把干粮备下了，带着馒头和咸鸡蛋，馒头是母亲自己做的，咸蛋是母亲腌的。一直到傍晚时分，乡人们在母亲的引领下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来。一进门，村人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凳子不够用），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和乡人们准备晚饭。母亲在做饭的过程中，乡人们抽了支烟，又喝完了一壶茶之后，精神慢慢地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兴奋地议论城里的一切，像坐在田间地头议论收成似的。
就这样，母亲老家的乡人们在家里住了几日之后，城市也逛得差不多了，城里的饭也吃了（他们一直称母亲做的饭为城里饭），但并没有人提出要走。乡人们的介入，已使父母的正常家庭秩序受到了影响。母亲虽心存对乡人们的感激，但也不能这么无限期地随乡人们住下去。在母亲和父亲简短地商量后，在吃饭的时候，由母亲说。母亲说：地里的庄稼收了吧？乡人答：收过了。母亲说：二遍麦该种了吧？乡人们：就这几天。母亲说：各位表婶表叔，俺小邱不是不想留你们，你们都太忙还要种二茬麦，俺就不留你们了。等明年庄稼收了，再来住。于是表婶表叔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该回了，该回了。并一致决定，明日就回。父亲、母亲便吁口气，看着即将要走的乡人，觉得这几日也没啥。晚饭后，父亲陪着乡人说了许多话。
第二日，吃过早饭并不见乡人们走，他们也不提议去逛街，而是照旧坐在地上床下说一些关于种二茬麦的话题，母亲也不好说什么，一旁陪着。直到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这些乡人们仍没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也正疑惑，两人琢磨一下，才明白车票还没有给人家买。母亲吸取了教训，第二日，一吃过早饭，母亲便带着乡人直奔火车站。买过火车票。一直把家乡人送到车上，母亲才真正吁口长气。
接下来的连续两三个月里，一家人过起了紧张日子。家里的米面吃空了。那时部队吃的也都是定量，家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买完车票后自然也要紧张一阵子。
在连续两三个月时间里，一家人要连续地喝粥。父亲、母亲能忍受紧张的日子。敏和权一坐到桌前，端起粥便往碗里掉眼泪。父亲就说：没啥，这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你们的爸爸小时候是靠要饭长大的。
敏和权这时就哭出了声，原因是他们刚被老师批评过。批评两人的理由是：两人在上课的时间里要不停地请假上厕所。敏和权都感到委屈，他们不能在老师面前哭，便在父母面前哭，把泪水流进稀薄的粥碗里。
父亲当团长时，老家来人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父亲职务的升迁，来人的次数便愈来愈频繁了。当然首先仍是母亲老家来人，他们不再单纯地亲近城市和向往城市了，再来家里时，而是有事求父亲。在当时的年代里，当兵很时髦，当兵不仅暂时可以离开农村，在部队里还有希望入党、提干，那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了。最不济的，找个对象，也比平时好找了许多。
聪明起来的乡人也不再单纯地和母亲攀同乡关系了，他们绕来拐去的总能和母亲套上一层亲戚关系。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经常出现一群喊母亲姑、姨或奶的适龄青年男女。他们在父亲或者其他长辈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地来到家里。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
他们住了下来，吵吵嚷嚷，不住地呼唤父亲，亲切地叫着母亲，然后阐述着自己当兵的理想。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敏和权仍在上学。三五人一伙来到家里，一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弄得父亲有些心烦意乱。
母亲在这种大呼小叫中，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尊严。那些日子，她虽累虽苦，但心情是快乐的，她喜欢听这些乡人们说着那些肉麻的恭维话，更喜欢当救世主那份感觉。她真心希望，把家乡那片土地连同乡人一起搬到部队，搬到城市里来。
让几个青年男女当兵对父亲来说不是太困难。他们很快被父亲接收了下来，并打发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离开，这些乡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车票自然又是父母给买的。
父亲便在夜晚的床上叹气，母亲仍沉浸在乡人们的喜悦里。母亲不知不觉已经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