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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潜在武力论者，各站在各该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利益上，站在各该本国的帝国主义目的上，争论什么是战争现实的因素，什么是潜伏的因素，什么应该在裁减之列，什么不应列入裁缩之内。这种群盗之争，我们且不去管他。单从他们的立论上说，他们都是不愿在分 别不同本质的战争的观点上去看问题，他们不愿或不敢看到过去苏联在反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中所表现的情况，他们根本不能分出那 些被看作“战斗的潜伏力”的诸因素，以至现实的战斗力之在正义战与不义战中，其作用之大小，将有怎样的不同。他们不了解每种因素的变动，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因素，特别是人的因素变动时（如反战）。瓦尔特不敢也不愿提到正义战中与不义战中，政治因素对于经济与军事将起怎样的影响。他把政治因素看成不可逆料的东西，他说：“我们愿意执著这一问题的技术与经济的方面，而不欲涉及不可逆料的政治与精神的背景……”（见《将来战争的性质》第142页）。他形而上学地制定时间空间的界限，把各个国家单独分开来：“计算”其潜在的力量，他以为在应用时，可以“把任何一方面策动的潜势力，相加起来，把它化成某一系数，并须计及不免有的缺陷，与使联合反抗一公敌的数国的势力相互调和的困难就得啦”。（同上书第143页，着重点是作者加上的）。这种企图以数学上的系数与方程式，来算战争的“八字”与命运，是瓦尔特教授论文的特点。在孟塞尔将军，则以为“国家的战斗实力，第一决定于实际的因素，这些因素，可用数字确切表明（？），而且不管敌人是哪一国，可以永无变动。”其实，资产阶级的军队，对于进行正义战的国家与对于同样进行不义战的国家作战，“这些因素”作用的大小必极不相同。特别是如果进行正义战的双方，能够坚持持久的抗战时，将更显明。至于鲁士比尔特则把过去与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求之于交战国双方原料之多少，他以为奥俄之战，俄国产铁较多，故胜奥。南北美之战，北美以富于石灰和金属，故战胜南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工业较强于俄，故胜俄，但“他较之英美仍有逊色，因之终致于败；最后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是拥有最好的、最丰富的原料资源，和拥有战争机械生产最良的方法与手段的国家，占得胜利。”（转录自《战争经济学》）这就更明白表示了鲁氏之无视战争性质不同之影响，即无视政治因素之作用，自然鲁氏不会也不愿预想到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中，将有若干国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会获得胜利与解放（对于“潜在武力论”因莎维兹基已给予批评；所以这里我不想多说）。
“潜在武力论”只是给帝国主义列强军缩无结果，造成掩盖的理论根据。
其实一切经济条件及所谓“潜在武力”都将受政治因素的极大影响。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将因其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而把这些潜在武力以至现实武力，提高与发挥到最高度。反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则将因其资本主义内部的许多矛盾与困难，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些潜在武力，以至现实武力消磨与损失。自然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将因他们政治统治的能力与经济组织的能力之差别，也会影响到这种“潜在武力”的作用之大小的。
此外，经济条件与“潜在武力”，就在进行正义战的国家，如我们中国，虽然在某些因素上，是很优越的（地大、物博、人多……）但却因国内政治机构与设施的关系，纵使在抗战三年中有某些进步，然而发挥这些潜藏的人力物力，一般说来，在大后方显然是太不够了。如果政治上不改良不进步，这些所谓“潜在武力”，绝不会转变为现实的武力，因之战略反攻，也难以坐待其到来。
在我国军事界中，也有些人与“潜在武力论”者有差不多的观点。杨杰将军于抗战前，在大陆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战术方针的文章，认为决定战术方针的条件有四：（一）国力；（二）国民性（又分南人北人）；（三）地形；（四）假想的敌国。因此杨将军的战术方针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支队战术”（即游击战）；第二阶段是“阻塞战术”（实则“阻塞”仅为现代防御警戒阵地前之一种设备，而算不得单独的战术作者〕；第三阶段是“后退防御”（这里不提及反攻，不知何意——作者）。我们在这里暂不批评这三阶段战术正 确与否（其实这种意见在抗战发生后未起影响），杨将军也同那些潜在武力论者一样无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蒋百里先生则于抗 战后半年于柏林发表一文，题为《速决与持久》，认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又指出用“运动战以达持久目的”，“以攻为守”（均见《蒋百里先生抗战论文集》第18页）。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都值得赞扬的。不过蒋先生之所以主张运动战，以速决手段达持久目的，是看到我国“经济力量”与“火力”之不足，（参看上述原文）而未看到政治的因素。因之这种观点，与上述诸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这一问题上，上述诸人的观点，都不如我国最早的兵学家孙武。孙武早于2400年前，一面看到军事最基础的依从于经济，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又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他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熟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见这里孙子之所谓道即是政治，孙子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条件曾看到经济的、政治的、军队的以及自然地理等条件，这里是全面的观察法，所差的只有未分正义战与不义战的不同，未讲到各个条件之相互影响与可能的变化，及各国间的互相关系而巳。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
至于战争对于经济的反影响问题，我们马列主义者是给予辩证法的正确的回答，战争不只是只起破坏并且也会“把工业适合于军事条件而造成生产之非常有力的和迅速的集中，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列主义论《战争与军队》之导言），同时“战争是闻所未闻的加速社会发展之巨大的历史进程”（列宁），“他在促进并在尖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自导引到帝国主义环链上薄弱一环的破裂”（同上导言），战争除破坏一面外，还有另一面，战争引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战争对于经济不但有破坏的作用，还有某种意义上建设的作用（这作用不但对于经济也对于政治），尤其是正义战中更明显。毛泽东同志早于两年半以前就指出：“革命战争的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按，系指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得到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今天中国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上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的建设，就是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促成。苏联比捷洛夫也说：“所以战争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是破坏，而且是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共和国的建设、1940年5月4曰，《真理报》）。
这就是说，战争基本上是依附于经济，但不仅仅经济条件决定战争的胜负，政治及其他条件，也都能发生决定的作用或影响，而战争对于经济又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反影响的作用。否认经济为最基本的因素，是唯心论；只看经济决定战争无视政治因素，或否认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则是机械论，我们都要反对它。
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研究战争怎样离不开政治，政治又怎样贯彻于战争全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轻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之作用的单纯军事观点，另一方面也要反对那种把政治与战争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颠倒的错误。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论持久战》1938年5月）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用以达到政治目的的东西。……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同上）
这就最明白不过地说明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之重要，说明了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
有些人反对在抗战中进步，他们要保守甚至倒退，他们口头上虽也承认“政治重于军事”，但他们对于抗战则在三条道路（投入英美集团，直接投降日本与继续坚持抗战）的交叉路口上徘徊，对于人民则采取高压政策，借口“军政时期”不给抗日人民以民主自由，限制抗日军队之抗战活动，对于政治工作则以特务工作代替，引起军民不一致，官兵不一体，敌伪凶焰更张。对于统一战线则制造摩擦，挑拨反共内战。对于文化教育则采取统制与压迫进步。对于外交则在三条阵线（德意日与英美两大帝国主义阵线及以苏联为中心之国际和平阵线）上动摇。……一句话，他们反对政治上的进步。
交战国双方的政治目的，都是随着双方所用的这种战争的手段的发展而运动。日本侵华战争，是其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其目的在于灭亡中国，进至吞并东亚，争霸全球。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洽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这个障碍，所以发动侵华战争， 其目的早巳确定在田中奏折中。而这种目的的运动则由其手段——侵华战争——的发展中表现出来。有些“军事家”不了解这一点，当他们看到敌方“政略”随其侵华战争的发展而运动时，就以为是 “……敌国政略又随战略而变移”，“其政略已步步随我政略之后，而陷于被动地位”。这就是不了解手段是由目的决定的，一个政治目 的可用多种多样的手段来达到，而各种各样手段的采取，则皆根据于目的而来。克劳塞维茨早于百年前指出政治的目的是左右战争的手段的。他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