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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管他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也还是包含了要按照那个解释来改造现实世界的这一层意义在内。对于《红楼梦》的见解和争论,特別鲜明地反映出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思想斗争,这在过去时代是如此,在全国解放,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对待《红楼梦》问题上还要反映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即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前进还是倒退、革命还是复辟的斗争。例如有人就说《红楼梦》是一部〃 吊膀子书〃。林彪看《红楼梦》,竟然体会出〃 天马行空〃。这就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红学。所以说,红学史始终是一部思想斗争史,没有哪个人可以作〃 超然物外〃 的红学家。
我的接受〃 自叙传〃 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这才是决定我如何解释《红楼梦》的主要因素。那时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因此看见胡适的考证,认为它对,还要助长它,宣扬它。还有那个害死人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论,看问题,讲问题,一定要走极端走到头,绝对化化到顶。为了主张自传说,自己心里也并非真是看得那么死的,不惜违心立论,把话说绝了,以为倘不如此,就不能〃 说服〃人。其为幼稚可笑,简直无以复加。
我在考证上,也有很多唯心主义穿凿附会的东西。
上述种种,虽还十分粗糙肤浅,也并非自己早能队识。一九五四年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运动。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刻的思想斗争,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从此,红学才能走上正确的路途。我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明白了很多的重大道理,认识到胡适红学的反动政治实质。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如何理解阐释,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根本态度。这涉及到很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例如,是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批判现实主义(结合着浪漫主义)高度概括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社会,还是自然主义〃 真人真事〃 式的琐碎庸俗的记事作品?都是不能调和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自己的红学观点,基本上是在错误的一边。由此深深感到自己搞红学的全部过程,也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运动中间,蒙李希凡等同志专为本书写了评文,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现在征得希凡同志的同意,把它刊在重排本上,我将它冠于卷首,请读者尽先取阅。
一场运动的意义越是深刻伟大,斗争的形势就越尖锐复杂,转眼快到二十周年,今天的读者对当时的各种情况也未必全部清楚了。我这本在文艺观点上带有根本性错误的书,应当也必须接受批判。但是那时就有极少数的个别人,把我说得甚至比胡适还反动,文章越来越〃 凶〃 起来。这大约是一种扩大射击面、转移注意力,借以掩护主要批判目标的〃 战略〃 吧?在这种情势下,党报刊出了希凡同志的文章,严格要求,深刻批评,又与人为善。这时,个别人要把我打成胡适第二的浪潮,才伏落下去。而这样一来,我在运动中接受的教育,就加倍地深刻了一层,我在此追述这一点,主要是说明党对我的关怀和策励,以及我的感激和惭愧的心情。
反对和批判〃 自叙传〃 说,有双重针对性。有的宣扬此说,完全是拿它作工具,另有目的,歪曲掩盖小说的重大意义,如胡适等人所为。有的则不是不讲小说的意义,而且其考证用意就是愿望由此可以寻见这种意义的源委,但是主张此说的结果,还是降低了《红楼梦》的高度集中高度典型化的内容意义和艺术价值,把一部伟大作品到底说得好像是个人的生活纪录,如我所为者是例。后一类,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还可能影响一些初学创作的人,忽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则,即典型化与能动反映论。那将不利于现代创作的提高和发展。毛主席说过的:〃 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人真事派的创作方法论,实质就是违反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教导,仿佛作品只是〃 等于〃 生活,甚至倒是生活高于作品。这就给〃 写真实〃〃忠实于生活〃 等等之类的修正主义谬论提供了〃 例证〃 和〃 论据〃。修正主义者一向是在无孔不入地歪曲正确的文艺理论,歪曲我们的文艺作品,它当然也歪曲我们文艺遗产中这部最为伟大的长篇小说名著。因此,必须对〃 真人真事〃式的红学进行批判。
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沦,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认识的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什,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对于这些问题,如同志们所指出的,鲁迅先生也早就讲过了,我们学习他的《出关的〃 关〃 》(《且介亭杂文末编》)一文,已把关于运用模特儿的各种问题讲得很全面,也很清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九三六年四月先生写下的看法,代表他的最晚期的意见。先生所涉及到的,诸如〃 专用一个人〃 的单一型模特儿,〃 杂取种种人〃 的合成型模特儿,现实人物的本身之是否具有典型性即如何选取模特儿,艺术形象一经创造成功后与原模特儿的关系,等等,无不有其精到的论述,尽管先生为文的目的往往另有所在,讲话的重点与方式往往因用意不同而极富变化,但其基本道理依然讲得非常清楚明确' 注11'。鲁迅先生所提出的不同的两法,我们也要善会其意,似乎不应形而上学地将两种方法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既有二法,那就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了。我觉得,它们的关系,其实也是辩证法的关系。采用单一型手法的,实际会不自觉地将合成型的因素已经包含进去,采用合成型的,未始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又借助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模特儿的某些一特点,给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增添一层鲜明和准确。似乎不妨说,作家们所采用的二法之间的比例,常常是千变万化,各不尽同就是了。
还有,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更不能忘记一点:文学艺术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绝不等于一般类型化。它是和典型环境不可分割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 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的这段话,更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理。没有矛盾和斗争的典型化,也就做不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可以看出,曹雪芹正是非常善于在典型化了的矛盾和斗争中来表现典型人物形象,因而不同于一般类型化。
也有一种个别情况,即有少数人物并不发生运用模特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警幻仙姑等即是。曹雪芹是个大手笔,最为高明不过的人,为何他在写警幻上场时却写出了那么样的一篇〃 赋〃 ?从开头,到什么〃 ……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 ,到〃 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兰被霜……〃 直到结尾〃 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通篇并无一句不是陈词堆砌,毫无内容可言。曹雪芹而出此〃 败笔〃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应当如何解释?我想,这就是曹雪芹在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暗示,这样的人物,本来就是个不成其为艺术形象的虚构的角色,所以让读者一看这段〃 引子〃就觉出那是并无典型意义的一种假名。因义类相涉,我把这点意思也乘便附记在此。
我对上述这些问题,过去是无知,现在才开始学习体会,这里的一些看法,一定会有不妥之处,不过是记下来聊备参考而已。
胡适说起他自己的〃 历史癖〃〃考据癖〃 ,大有洋洋自得之色。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吗?不举别的,单以《红楼梦》这题目来看,他的〃 考据〃 正是完完全全离开了〃 历史〃 的一种把戏。比如说,他考据曹雪芹芹的家世,考出了些什么呢?据说就是他家素来〃 对于吃食的讲究〃 ,《居常饮馔录》的遗风未泯〃 ,和所谓〃 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的环境〃。也有那么一派〃 红学〃 ,专门讲《红楼梦》里的哪个菜,怎么做,怎样考究,哪件衣,什么名色,怎样高等,说得津津然其味欲出,眉飞色舞,假充内行,实际是称羡那种享受。这大抵是地主官僚,遗老遗少,和有钱无事的闲人们,他们专门留意于〃 饮馔〃 之类,是出于口腹之欲无穷。(我们都还记得列宁在《一本有才气的书》中对其作者阿尔卡季?u38463X威尔岑柯所作的辛辣讽刺!)考据曹雪芹而只看见这个,可以〃 想见其为人〃。再比如,按照他的自叙传的说法,曹家的败落是坐吃山空的缘故。解放前我到故宫文献馆去阅看曹寅李熙的奏折时,就看见〃 登记表〃 上有胡适早就去过的证据。他对曹家的历史,败落的真情,并非不知,也不是不注意。可是他对此绝口不谈一字' 注12'。那么,他自诩的〃 考据癖〃〃历史癖〃 ,都跑到哪儿去了呢?岂不是老大的一个疑团?恩格斯说过:〃 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此历史也变成了商品。由于资产阶级的性质,由于它存在的条件,它特别捏造了一切商品,它也捏造了历史。得钱最多的文章,就是历史捏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 (《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笔记》)胡适的〃 坐吃山空〃 论,就是他所捏造的历史,并且这种〃 历史〃 在当时果然〃 得钱最多〃。在胡适的〃 考证〃 中,真正称得上〃 历史〃 的东西,绝不见有,那么姑且不讲,讲讲史料总可以吧?可是不然。连《江南通志》里的简单的曹寅任职年份,这样起码的东西,也并非他所〃 发现〃 ,还是别人下的一点翻检工夫。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这样并无异本的官本书册,他竟引成了〃 八旗氏族通谱〃 ,说明他之引用,也并非经过自己查考,还是借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