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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貌的最突出的例子了。①
在金朝，俗界的以及未得皇室资助的好佛者也致力于刊印藏经。 １１４８
—１１７３ 年期间，金版大藏经在解州（今山西）雕印完成，资金是由山陕二地
虔诚信徒发起征集的。该藏经收集了佛典 ７０００ 余卷，其中的 ５０００ 卷左右于
１９３３ 年在解州一个佛寺被发现。②
与在官方学派和宫廷中奉行的佛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生机勃勃的
宗教教派的运动。有些教派诸如白云宗和白莲宗，属于中国神佛救世活动中
的一个教派，一直持续到 １９ 世纪。也有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摩尼教
派的影响（白色经常被与摩尼教徒联系起来）。有身份的僧侣和官方都将这
些教派视为非正统的邪教。１１９０ 年还曾有一个教派被官方所禁，可能是属于
密宗，因为它的信徒崇拜毗庐遮那，神秘的五行毗庐中最高的一位。③
但是，在所有被禁的教派中，最活跃的因而也是最遭迫害的教派，似乎
要算头陀教。头陀是梵文 ｄｈūｔａ 的音译，意思是“奉行教规”，似乎这一教
派有一套自己制定的特殊的仪式和戒律，而要求信徒必须遵守。这个教派在
金代被视为异端，到蒙古统治时期更被视为邪教的一种。可惜的是我们对于
它的思辨智慧和教义背景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对头陀教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与
它敌对的一方。①他们谴责头陀教捣毁佛教的偶像，虐待僧侣，败坏道德，甚
至还毁灭孝行。但是除了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一宗派在履行崇拜和信仰的方式
上使他们不满以外，这些责难并不能说明什么。头陀教中很多信徒来自工匠
和商人阶层，他们之所以遭受迫害（于 １１８８ 年被驱逐），可能是因运动中的
平等主义倾向引起的。他们在僧界和官府的敌人用“糠孽”的称呼来强调对
他们的轻蔑，这个词可以被解译成“讨厌的瘟疫”。无论如何，这种带有恶
①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 49 部，卷 20，685b…c。
① 《鸣道集说》的原文保存在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中，见卷 20，695c…699c。
② 吴广庆前揭文第 456—457 页及图 4。1949 年以后，这些经卷被移交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金藏中的一些佛
典已被重新复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印刷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准。
③ ＇646＇《金史》，卷 9，第 216 页。亦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40 页注 13 所引书目。
① 有关头陀宗的论著目录，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38—40 页。
意的宗派主义，是金朝统治下中国北方的宗教尚有活力的证明，同时，这也
是各阶级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金朝也存在着由僧侣领导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起因，有一些可能是官府
对宗教的过分控制激起了僧徒的怨恨。其他一些则可能出于民族仇恨，打击
目标是女真人的统治，但是这些都仅限于推论。以神佛救世为号召的教派起
义，崇拜的主要是弥勒佛，宣称弥勒将成为千年佛祖降临，这些教派起义从
５ 世纪以来便在中国断断续续地爆发，在金朝有时也爆发过。虽然 １１６１ 年发
生于河北的一场起义可能是为了反抗国家因准备伐宋战争而在民间进行繁苛
的征调，但 １１７１ 年在河北和山东西部爆发的起义则肯定是宗教性质的，其理
论源于对莲华经中一个片断的奇特解释。②
至于道教，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区别，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一宗
教的宽容与控制，一方面是民间普遍的宗教运动被视为异端。国家用对待佛
教僧尼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道士与道姑：度牒由官府监督发放，举行考试，将
道士按不同等级分别予以审判权等等。所有这些都与宋朝时相应的规定并无
不同。甚至考试入门者的五篇文章也与宋朝的一样，采用道德经和道藏中的
另外四篇文章。不过，人们对道教的热情恐怕要普遍高过佛教，在 １２ 世纪期
间的中国北方，还有几个新的道教宗派出现。北方的道教与南宋的毫无联系
和交往，在南方，繁兴的是讲究符水咒法的天师（道教宗派）一派。北方的
道教学派始终是相当独立地在发展。
道教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宗派是全真派。①它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
强烈以至于直到元代，全真道一些教主还以创造奇迹的圣人形象出现在杂剧
中。这本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教派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奇特的人物。全真
道的创立者王喆（１１１２—１１７０ 年），山西人，考进士科落第之后，孤独一人
沉思冥想，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年。由于他独特的举止，有时也被人称为“狂
王”。１１６７ 年他到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山中居住，吸引了大批信徒。我们这里
有必要指出，他和他主要的学生都受过教育而且出身于中产阶级。全真教中
没有一个教主是无产者。继承王喆衣钵的人是丘处机（１１４８—１２２７ 年），他
成为全真教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同时也的确是中国金朝时最著名的道士。他
的著名是因为 １２１９ 年他与成吉思汗的那次会晤，由此而使道教在蒙古统治时
期得以享有特权地位。丘早就是重要人物，是以“长春”一名而广为人知的。
１１８８ 年时，他甚至还被金世宗召入宫中接见。
虽然从根本上看，全真道是属于道教的，但我们在它的教义中还是发现
了强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它从三教中各选一篇编在一起，以启示人们认识
基本的原理：从儒家选取的是孝经，从道家选取的是道德经，从佛教选取的
是般若心经，后者是大乘佛教中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简明读本。该教以少私
寡欲为主，修行方式有集体持斋，控制肉体的欲望，戒酒戒肉戒女色等，认
为这一切能使人正心诚意。该教还讲究“识心见性”，认为这是使灵魂得到
拯救的必经之路，必须由此才能觉悟而成“真人”，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
② ＇646＇《金史》，卷 88，第 1961 页。
① 罗依果将“全真”译为 integral realization，其他学者则有完全不同的译法，如 perfect realization（霍姆斯？韦
尔奇）、pletely sublimated（阿瑟？韦利）。关于全真派，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40 页注 13。
亦见＇92＇戴密微：《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形势》，第 196—201 页。第一个较深入研究全真派的西方
学者是阿瑟？韦利，见＇534＇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第 13—33 页。
进入天人的境界。在全真道中，是将自我禁欲和自觉领悟看作得到拯救的最
根本途径，而不是像道教其他学派那样重在从事化学的炼丹和念咒画符，这
是很值得注意的。人们也许会以为，成为一名高士需要严酷的修炼，肯定令
人望而生畏，而不是被引诱，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教派周围却很快就聚集了
大批的信徒。这个长春教派甚至发现在社会精英阶层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据
说曾有个沉迷于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为身居高位的女真贵族们的“全真
师”。①
这个新教派终因其狂热而受到人们特别是佛教界的怀疑，１１９０ 年长春教
被正式禁罢。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当金政权在蒙
古的侵犯之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教派甚至又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可能
是在一个社会普遍动荡不安和混乱的时期，它所指出的获得拯救的道路似乎
能够使人们逃避开阴暗的现实生活。有人想将全真派说成具有民族主义的性
质，说它是对女真人及其统治在精神上的一种抵抗。②即使确有其事，这种抵
抗也是基于不合作和自愿退隐之上的被动反抗，而不是那种积极的一触即有
可能引发一场武装斗争的运动。
从长春教诸多教主留传下来的著作包括诗词中，也可看出这一教派浓烈
的文人气息。长春派道士对于中国文学价值的不朽贡献并不亚于官方学者的
贡献。长春派道士的著作已全部收入 １５ 世纪所辑的正统道藏之中。①
多亏了长春道诸教主的文学活动，我们今天才能充分地了解到这个教派
的全部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非正统教派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使我
们了解其历史，１２ 世纪的中国北方还存在着太一教、混元教、真大道教等等
道教教派。其中太一、混元二教的活动曾于 １１９１ 年一并受到限制，真大道教
则一直秘密活动于地下，直到明朝才再次出现，然后又再次受到当局的迫害。
②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金朝的外来宗教。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景教的情况一
无所知，虽然这些宗教都曾被外国人带入到中国北方并被他们所奉行。不过，
我们却有证据说明金朝时曾存在过一个犹太人的群落。１１６３ 年犹太人曾在开
封建立过一个礼拜堂，１５ 世纪有碑铭记载下了这一事实。据我们推断，这些
犹太人是从中东（波斯）经由中亚旅行商队所走的道路，而不是跨海进入这
里的。③
① ＇646＇《金史》，卷 119，第 2602—2603 页。
② ＇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① 长春真人自 1224 年起住持于北京的白云观，现存的两部道藏刊本之一即藏于此观，并于 1933 年被重新
发现。
② ＇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 42 页注 19。
结 论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本章对于金朝历史的叙述，相对于这个朝代很短的
存在时间，可能是显得太长了。但是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或地区，也
包括金朝都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有意义的有时也
相互矛盾的细节，丰富得令人惊异，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对“中国”做出概括；
事实上在 １２ 和 １３ 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
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对金史进行的每一次研究
因此肯定都是对一个区域的研究。再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金朝在有的
方面属于过渡时期；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宗教和俗语文学等领域，属于无先例
经验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属于保守主义的时期。要想决定哪些特征
更强些，是变革的还是保守的，是很困难的事。
固守传统的人的确曾更多地表露出了一种想让北方从统一中分裂出来的
感情。一旦女真人打算放弃对南方的征服企图，一种渴望安定的感情确实曾
在知识精英中间普遍扩散。奇怪的是这里根本谈不到对于南方，对于汉族建
立的宋朝的背叛。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
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
护者。金朝在 １２０６ 年以后对与宋那种以冲突为主的局面的令人惊讶的克制，
在一心复仇的宋和不可战胜的蒙古之间的夹缝中求得国家生存的能力，也许
多少可以用金朝认为自己统治是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
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宁死不降。
金于 １２０３ 年颁土龙法，宣称以五行中的火为德运的宋朝从此让位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