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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婷，
如果我说，是的，MM也经过这样的痛苦和迷茫，你是否会觉得多一点力量呢？是的，我经过过。而且，很多我的女性朋友们，不论她们现在如何“成功”，也都走过这样的黑暗。
MM
第三十二章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
MM；
我抽烟。我知道你很讨厌我抽烟，我也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习惯。大概十七岁那年开始的，但是究竟怎么开始的，我也弄不清楚──因为朋友都抽所以抽？功课的压力太大？太无聊？或者就是为了想试试看大人说不好的东西究竟怎样？可能每个理由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反正结果就是，我上瘾了。
我的烟友们其实都开始得比我早，大部分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很讨厌别人抽烟的，讨厌那个气味。最火大的是，大伙要出发到哪儿去时，总要等抽烟的那个家伙在垃圾桶前把他的那支烟抽完。其实到今天，我还是不喜欢抽烟这回事的：我的喉咙总觉得不舒服，很容易感冒，衣服老有去不掉的烟味，我容易累，而且，肺癌还等着我呢。
可是，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就是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抽烟然后又缺乏意志力去戒掉它。如果有意志力，我早就戒了。但还是抽。原因是，每一支烟，是一个小小的休息和释放。我喜欢离开我的书本，站到阳台上去，耳机里听着一首好听的歌，看着海上面的大船缓缓驶过──点上一根烟。当然还有那“快乐似神仙”的“饭后一根烟”，还有电影镜头里不能少的“性后一根烟”。一根烟，我想说，使美好的一刻完整了。
所以对我而言，明知抽烟不好，但那是一个个人的自由选择。
政府铁金刚
最近，我的自由选择被剥夺了。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零时，香港开始在公共场所禁烟。政府的说法是，为了防止二手烟危害不抽烟者的健康，禁烟的地点包括公园、餐厅、学校、酒吧……当然包括了我的大学。我一点也不意外。这正是两年前我的德国高中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德国法律规定，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学生在那里吸烟。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结果如何呢？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
没多久，全德国都要在公共场所禁烟了。所以，在禁烟的作为上，香港和德国是一样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德国，公共场所禁烟令下来之前，社会有很广泛、历时很长的辩论。香港却没有，政府基本上可以说做就做，而且，香港政府好像有一种特异功能，只要是它想作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塑造成“万众一心”的样子，香港政府简直是个所向无敌的铁金刚。
如果你问我，我是否对禁烟政策不满？当然，因为现在我必须绕很多路去抽一根烟。可是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禁烟政策对不对？我会说，当然对，没话说。我喜欢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或酒吧，因为那是一种迷人的气氛。但是我完全赞成在餐厅里禁烟，因为烟味会破坏了食物的香气，我心甘情愿走到餐厅外面去抽烟。所以说来说去，公共场所禁烟对我不是问题。不过我想谈的其实不是禁烟的政策或者香港强大的政府，因为，没有普选，反正你拿政府没办法。
媒体弃守
我想跟MM表达的是，我对香港的媒体觉得很奇怪。香港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媒体的独立跟批判精神，还是被容许的吧？公共场所应不应该禁烟，在德国媒体上起码辩论了三、四年，学者、专家、评论家翻来覆去全民大辩论。香港媒体上也有一些讨论，但是很少，很零星──当然，我主要说的是两家英文报纸；而且，你知道吗？香港的讨论说来说去都停留在禁烟的“执行”层面：说抽烟族会跑到人行道上去抽，二手烟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说酒吧餐厅可以怎样领到“准烟牌照”，说空气污染会不会变好。可是我很少看见有什么认真的讨论是冲着“公民权” 来谈的。问题的核心反而好像没人在乎：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去规范公共空间 的使用？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高姿态地去“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吸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压制吸烟的“少数”？
嚼槟榔的人，是否政府也该管呢？以此类推，不刷牙的人，用了马桶不抽水的人，老是放屁的人……是不是政府都要管呢？
我知道讨厌烟的人很多，我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更知道禁烟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空气环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一个如此侵犯个人空间，如此冲着弱小族群（吸烟族绝对是“弱小族群”）而来的法要通过时，你会以为，这个社会里的自由派会大声抗议，强烈反对，要求辩论。奇怪的是，一点都没有。MM你告诉我，难道香港没有“liberal”的存在吗？我读到的评论，简直像中学生的作文：先几句正面的，然后讲几句负面的，然后一个软绵绵的、四平八稳的总结。媒体的尖锐批性，在那里啊？
集体变笨
这么写，会让很多香港人跳起来。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说德国多么好──他们搞烂的事情可多了。可是就媒体而言，每个报纸都有它的批判立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个议题上，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激进的柏林每日新闻就会有截然不同的鲜明立场。我订过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看了几个礼拜以后就退报了。我要的是一份报纸，对于香港的事情有深入的分析和个性鲜明而独立的评论，可是我发现报纸的内容和电视新闻基本上差别不大，多半也只是浮面报导而已。那我何不干脆看看电视新闻就算了。
你大概要说，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缺民主的环境和素养，所以才会这样。我想问的是，那改变要从那里开始呢？报摊上花花绿绿的杂志报纸，大多是影星艺人的私生活探密，不然就是饮食、赌马跟名流时尚。MM，如果媒体不维持一种高度的批判精神，一个社会是可以集体变“笨”的是不是？香港的媒体在做什么呢？我看见很多香港人很辛苦地在争取普选，可是媒体还是把最大的力气和钱花在影星八卦上。那些力气和钱，为什么不拿来为香港的民主做点努力呢？提供公开论坛，激发公众辩论，挑战政府决策，培养年轻人独立批判精神……老天，不要再讨论禁烟区要多大、准烟牌照要多少钱，比这重要的事，太多了吧。真烦。
你的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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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人生诘问
亲爱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
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
很显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组反问，真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我每两三个礼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亲。八十四岁的她，一见到我就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她很高兴。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更高兴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儿，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带她吃馆子，给她买新衣新鞋，过街紧紧牵着她的手。可是，我去对面小店买份报纸再回到她身边，她看见我时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开心地笑。
她简直就是我的“老人学”的power point示范演出，我对“老”这课题，因此有了启蒙，观察敏锐了。我无处不看见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白的，让他不晕眩跌倒。黄的，让他不便秘。蓝的，让他关节不痛。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粉红的，让他睡觉。
老英雄，九十岁了，在纪念会上演讲，人们要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勇敢事迹。他颤颤危危地站起来，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他说，“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忘，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忘了。”
他的幽默赢来哄堂大笑。然后他开始讲一九四零年的事迹，讲着讲者，十五分钟的致词变成二十五分钟，后排的人开始溜走，三十五分钟时，中排的人开始把椅子转来转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脸上布满褐班，身上有多种装备，不是年轻时的手枪、刺刀、窃听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镜、助听器，外加一个替换骨盆和拐杖。
老人，上楼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还是要下。
老人，不说话时，嘴里也可能发出像咖啡机煮滚喷气的声音。
老人，不吃东西时，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动，做吸食状。
老人，不伤心时也流眼泪，可能眼屎多于眼泪。
老人，永远饿了吃不下，累了睡不着，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忘了去哪，不记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记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还好“皱纹”是不痛的，否则……
我怎么面对自己之将老，安德烈？
我已经开始了，亲爱的。我坐在计算机前写字，突然想给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见昨天的报纸摊开在地板上，弯身捡报纸，拿到垃圾箱丢掉，回到计算机边，继续写作，隐隐觉得，好像刚刚有件事……可是总想不起来。
于是你想用“智慧”来处理“老”。
“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你如何用智慧去处理败坏？安德烈，你问我的问题，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问啊，我对这终极的问题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开始去思索个人的败坏处理技术问题，譬如昏迷时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气切插管，譬如自身遗体的处置方式。这些处理，你大概都会在现场吧──要麻烦你了，亲爱的安德烈。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1）你的读者；2）你的国人；3）我。
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
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
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
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着走、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霜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你也许走在伦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里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