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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欣然接受了刘秀的任命和赏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老杜跟刘秀的学术思想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刘秀大力提倡今文经学。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犹饿死”，由于刘秀本人的大力提倡，特别是他登基后立即给予制度保障，学好今文经学可以做高官得实惠，所以，大家对今文经学大加青睐，而古文经学却乏人问津。
而老杜是学习、研究和传授古文经学的。
作为一名真正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学者，老杜无论年少时，还是后来到郡机关上班，无论在逃难避乱中身陷强盗的围攻，还是在西州隗嚣的威逼利诱和刺杀之下，他都手不释卷，经常认真研读经学，在彻悟理论、俯仰天地中神交古人！
老杜到刘秀的御史台上班之后，一些学者、学者型官员，甚至郑兴这样的著名大儒都慕名前来，要求拜他为师，学习古文经学，他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老杜给卫宏等人讲学，拿出一卷他过去在西州得到的用漆写的《古文尚书》，让大家认真研读。
由于秦始皇的毁坏残害，长期不被官府重视，特别是由于即使学好了也不能升官发财，古文经学的师资和教材都跟学生一样奇缺。
这卷书是他的宝贝，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绝境中，他也经常拿出来琢磨。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曾经在兵荒马乱中漂泊，总是怕一不小心把这卷书弄丢了。我没想到今天能够遇到你们，希望你们把它妥善保管，把它流传下去，发扬光大。学习古文经学是枯燥无味的，而且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既然选择了，就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不要懈怠，坚持下去。”
卫宏等人听了，更加重视古文经学。
正是老杜的大力倡导，加上郑兴、卫宏等学者身体力行，古文经学逐渐扩大影响，登堂入室。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的学术思想跟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非常宽容。刘秀在大力推崇今文经学的同时，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允许和尊重古文经学的继承发展。他甚至还在公元28年1月主持过最高规格的会议，研究是否把它确立为官学，后来也多次安排有关人员研究过类似的议题，专修古文经学而走上仕途并且步步高升的也不乏其人。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强化专职监察力量，并不仅仅为了查办案件，惩治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寄希望于这种监察力量能够首先发挥校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执行的职能。这在他重用古文经学大儒老杜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有一年，朝廷研究建立郊祀制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非常重要的制度，是历朝历代彰显国体政体、宣布政治主张、表明政策导向、安排重大工作的平台和载体，是很有讲究的。
刘秀安排朝野各级干部，朝廷各有关方面认真研究，拿个方案来看看祭祀谁。
大家经过认真的反复的研究探讨和商量，除了杜林没有明确态度外，一致向刘秀建议：周朝郊祀后稷，我朝应该郊祀尧帝。
事关重大，刘秀单独召见老杜，想听听他的意见。
老杜认真慎重地对刘秀说：“后稷是周朝王室的始祖，所以周朝郊祀他。但是，尧帝并不是我们大汉皇室的始祖，大汉江山的建立跟他并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要祭祀他呢？臣认为，我们应该郊祀我大汉朝的列祖列宗。”
刘秀认为老杜言之有理，当即决定采纳。
在这儿，尧帝到底是不是刘氏始祖并不重要，因为刘秀并不想跟老杜讨论自己的祖先问题。重要的是，刘秀虚怀若谷，在广大干部关于郊祀意见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他能够认真听取一个监察干部的建议，而这个监察干部还跟自己的学术思想明显不一样，有时甚至于是有严重争论的。
这个事一方面说明刘秀确实有君王胸怀，能够主动团结跟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老杜的政治品格、学术原则、工作态度和做人风范。
刘秀把老杜这样优秀的，自己高度重视和信任的干部放在侍御史的位置上，是寄予了厚望的，而老杜也没有让他失望。
后来刘秀屡屡提拔老杜，老杜在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让刘秀失望，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老杜未忘担任侍御史时的职业精神，多次举荐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干部，刘秀全部给予提拔重用。而这些干部人尽其用，以老杜为榜样，在各自的工作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说，在不少国家大政方针上，老杜也很负责任地向刘秀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为矫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落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后来，刘秀对老杜的信任始终未改，不断对他委以重任，老杜兢兢业业，逝世于大司空任上。
申屠刚这小子是一根筋
如果说老杜在刘秀决定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位侍御史申屠刚则以犯言直谏闻名于世。
申屠刚跟杜林是老乡，扶风茂陵人，出身干部家庭，在西汉平帝时官至省辖市组织部长（郡功曹），为人质朴清廉，刚直方正，有啥说啥。
王莽把持朝政时，为了更好地耍手段，玩猫腻，就用明枪暗箭大肆打击卫氏外戚，勒令平帝的老妈卫姬、老舅卫宝、卫玄等卫氏家族重要成员留居中山，不得进京。
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极其绝情、极其无理、极其违规的，但谁也不敢说。
申屠刚看不下去了。
但是，他官太小，绝大多数高干都说不上话，他就更别提了。
一次，郡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参加朝廷对策。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以申屠刚的学识和口才，这是他升官晋级、飞黄腾达的很好机遇，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男人，一个有良知的干部，他毅然抛开个人前途命运，在对策中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针砭朝政。
这是一次优秀基层干部针对国家大政很负责任的发言和建议，既有很高的角度，宽阔的视野，又紧密联系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申屠刚在书面发言对答中说，现在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朝廷一味听取小人之言，设置重法堵塞言路，借口抑制诽谤朝廷，禁止干部说真话。这样打击忠义之臣，挫败直士之锐，只能导致国家公器成为少数人的玩物，违背先祖广开言路、振兴朝纲的夙愿。
他引用西周时期周公辅政的例子，分析眼前平帝年幼、老妈被贬的不近人情的现实，特别是紧密结合眼前国政凋敝、苛吏当道、天灾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的现实，要求朝廷赶紧顺承天意，接卫太后回京，同时顺应民意，改革弊政，取信于广大老百姓。
他还说，不让人说话的政权是不能长久的，弊病丛生的政权必然要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申屠刚同志这些大实话都是王莽最不喜欢听的。
这个书面发言很快被有关部门送给王莽，王莽被戳到了痛处，立即决定暗算申屠刚。
现在，王莽遇到了向他如实反映问题的申屠刚，就想灭了他。
对于毁人，特别是毁那些不是小人的好人，王莽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极为卑鄙的手段。他立即下令，以歪曲经义的罪名首先罢免申屠刚的现职。
随后，他安排心腹，想要找个合适的机会暗地里不动声色地把申屠刚给砍了。
为了躲避王莽的黑手，申屠刚跑到西州、巴蜀一带，成为隗嚣的门客。
在此期间，他多次直言劝谏老隗疏远公孙述，归附刘秀，但老隗不听。
公元31年，刘秀下诏征召申屠刚，申屠刚欣然答应。他一到洛阳，就被刘秀任命为侍御史。
身为侍御史，申屠刚竭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以自己正直无私的思想品质，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工作风格，那就是：奋不顾身地犯言直谏，奋不顾身地纠正违规。
刘秀本人工作极其敬业勤奋。面对繁重的家务和国事，他思路敏捷，言行必果，想到的事情就要尽快落实；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工作节奏很快。
与此同时，他整肃吏治的决心也很大，除了对于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干部严惩不贷，他还要求干部都要拼命地干活儿，提高工作效率。
刘秀认为，对老百姓可以松松的，但对干部必须严格。
朝野各级干部大多不敢懈怠。
这样一来，郡县地方干部还稍好一些，反正不在朝廷眼皮底下，交通通讯条件也有限，只要不出大的问题，自己动作快一点慢一点，工作节奏紧一点松一点，都好说。而朝廷官员就辛苦了，特别是这些尚书、大夫等近臣，谁的动作慢了，或者办事走样了，刘秀立即就命令侍卫拽过来捶打一顿。
刘秀这样做，就像耕夫用鞭子抽牛一样，目的当然不是把干部打残打死，而是想让干部受点皮肉之苦，长长记性，好抓紧时间把工作干好。
不过，他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方式方法确实不能让人苟同，结果也是非常尴尬的。
一些位极人臣，几人之下，无数人之上的高级干部，平时口含天宪，发号施令，养尊处优，可能刚才跺跺脚还震得地动山摇，转眼之间就在朝廷被当众打得灰头灰脸，威风扫地，郁闷啊！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多说话。唯独申屠刚，一见这种情况就立即站出来，极力劝阻刘秀。
陛下，同志们都很辛苦，这样打既伤身体又伤感情，对工作并不利，打不得！
几次下来，刘秀也渐渐觉得干部不是打出来的，就抓紧考虑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不再随意捶打干部了。
对于申屠刚这样不要性命不前途也要奋不顾身说真话、干实在活儿的干部，刘秀除了用其所长，没有其他办法。
还有一次，刘秀大概是工作累了，想出城游玩一把。
这其实是一个干部的基本权利，只要他不占用上班时间，或者虽然用了上班时间，请假得到许可也行。
刘秀作为级别最高的国家干部，出城游玩也是自己的权利，而且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完全可以不请假，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是，申屠刚同志坚持认为皇上这个时候不能出城去玩。因为中央正在大规模用兵，西州、巴蜀尚未平定，政务极为繁忙，皇上出城去玩，耽于享乐是不对的。再说，朝廷要求各级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皇上也不能例外。
刘秀根本不理这一套，坚持要出城去玩：这皇帝简直没法当了，连出城玩一下都不行！
当刘秀兴师动众，坐上专车要出发时，申屠刚又跑过来了，再次强烈建议刘秀不能出去玩：陛下，现在公务这么繁忙，您不能去玩！
刘秀不听，很生气，坚持要动身。
申屠刚也很生气，情急之下，弯腰用脑袋抵住刘秀的马车轮子。
陛下，您就是不能去！
大庭广众之下，刘秀也很无奈，只好作罢。
两千年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今天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基本追求和重要标志，很多国家都在朝这个目标艰难地前进，而在两千年前，刘秀已经有目的有意识地去做了，而且初见成效。
他明确要求，在国家法律面前，包括干部勤政廉政方面，大家都要平等地无例外地遵守；对于违规越轨者，无论开国元勋还是朝廷重臣，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皇亲国戚，都要一视同仁地严加追究。
捕虏将军马武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开国功臣，他死心塌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