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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提水站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交给了蔡景行。他领着两三人在那里拉电线、造泵房，修岸坡。手扶拖拉机的活儿就交给了汪永德，由他带一个黑河知青作徒弟。
为了买泵机的事，我跑了两次县城，第一次定购了一台80马力的。蔡景行说他查了一下资料，用不着这么大的，只要60马力的泵机就行，我只好再到县城找水利科换一台。
办完事后，我去县城长途汽车站搭乘当天的末班车回生产队，看到好几个生产队队长。他们来自各公社，因在一起开过生产现场会，彼此熟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参加地区农科所组织去大寨学习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晓雁今天也应该来报到了。
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雁一些什么吧？我写了一张纸条，托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正文 156、我的红娘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6 本章字数：1862
上海插队干部在1974年全部撤走之后，每年都会有流动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来知青点蹲点。
对知青谈恋爱这个问题，他们不像当初插队干部那样把它作为“禁区”，相反，他们有时还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逼”我谈恋爱的“红娘”，就是上海慰问团一位干部。
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中，有一位来自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一个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想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祁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公社武装部长后来告诉我：“吴隆洲县长在最近一次公社党委会上特地问起你的入党问题，要求我们积极帮助知青在政治上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有了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原因？
我曾经说过，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数字就“二”。尽管“二”在北方人的嘴里是个损人的数字，但我好像无法避开这个数字。加入少先队、入团，我都是第二批才被批准，包括插队，不也是第二次吗？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似乎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已经习惯了处在老二的位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跟在老大后面混混，我对自己一向有严格的要求。就像两颗子弹，从同一枪膛射出、向同一方向前进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定位的准确，只要在射出枪膛的那一瞬那，有了0。00000……1丝毫的误差，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一颗，会以火热的情绪，扑进敌人的胸膛，实现自己的战斗愿望；另一颗，却会发出怪叫，钻入泥土，绝望地在掩埋中发臭、腐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人生定位的丝毫误差，都会在以后生命经历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别，直至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
果然，我第二次申请入党顺利地被批准了。入党后不久，宣布我为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就如同以前一样，尽管是第二批，但总是被吸纳进团队的核心。
王晓雁从山西大寨回来了。
在她去大寨的日子里，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来我们队，向我提出要把王晓雁借调到地区农科所。
我不知道“借调”是什么意思，临时性用人？不需要时再回生产队？或许，“借调”一阵后给个正式编制？然后在黑河嫁人过日子？
我经历过留还是不留在黑河的艰难选择，我不想让那些可能有更好机会的知青陷入到类似的艰难选择中，更不要讲令人心里不踏实的“借调”方式了。
我对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说：“正式调人，我没意见，但是借调就算了，不要耽误她别的机会。”
地区农科所的“借调”就这样被我拦下了。
正文 157、闺密牵线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6 本章字数：1831
慰问团干部老沈这两天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宿舍来问我：“你想好了没有？”
她指的是谈女朋友的事。
我只有一句话：“现在不想谈恋爱。”
在知青上山下乡五六年后，谈恋爱并不是什么“禁区”了。生产队里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当地姑娘小伙，差不多已经都结婚，有的还当了爸爸妈妈。这不，前些日子，大队干部――武装民兵排长林石海，和二队一个上海女知青举行了婚礼。
这里顺便插一段与此无关的话题：林石海当了“上海女婿”那天，上海知青都去捧场。我想起自从知青食堂失火后，我们从清真寺搬了出来，他当上公社基建连连长，想搬到清真寺去办公，老追着我要修房子的钱，这事现在还没完呢。
我开玩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们上海人的女婿了，那修清真寺的2000元就别再跟知青要啦！”
他新婚大喜，满脸堆笑地回答我：“公社基建连最近就要撤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我保证不会跟你要钱。”
那晚婚礼后，一帮知青无精打采地回来。
想想也是，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到农村，不仅在身体上要承受繁重的劳力；而且，当到了二十四五岁处于青春期时，却又要压抑心中爱情的萌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话用在知青的感情上，应该也很合适，但大多数知青面对农村落后的现状、自己迷茫的前途失去了爱的能力。
我们队知青中也有三对谈恋爱的，不过谈了好多年，直到现在还不敢有结婚的打算。他们并不甘心就在这里成家，他们还在等待招工、上学、转点的机会。
知青点盖了三幢房子，在盖后来的两幢时，就已经想到要以结婚成家为前提，把它们设计成可以独立门户的小房型。可是将来这些房子会成为知青结婚的洞房吗？谁都不知道。
我不想谈恋爱，并不是要遵循插队干部老孙留下来的紧箍咒。我对知青恋爱的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反感。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二年吧，有人把谁和谁谈恋爱当作一个问题告诉我，我听了甚至表示：“这俩人挺好的，如果他们谈恋爱真不错呀。”
不过，我是个不善于与女性打交道的人。
五年前在水库工地，邵子昂想给我制造绯闻的恶作剧，此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女知青的接触。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怕这种绯闻伤害到她人。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与女知青接触，比如像文艺小分队的何雨琴，因为要创作一些歌曲，知道我懂音乐简谱，就经常来找我探讨。相互熟悉了，我们也会谈一些文艺作品和人生态度的话题，只是从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
何雨琴最近已经联系好转点到南方的事，正是她，在临走前向慰问团干部老沈透露了自己的闺密――王晓雁的私己话。
老沈连着几天试探我对谈恋爱的态度，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把王晓雁对何雨琴说的私己话向我和盘托出。老沈说：“王晓雁说如果这辈子只能呆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省得别人背后乱说一气。”
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1976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知青双眼上的万花筒，已经失去了色彩，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淡去，实用主义的烦躁越来越多。
国家在这种时候对知青提出了“扎根农村”的要求，令很多知青感到那种亲人团聚、回城安居、渴求知识的希望越来越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想离开农村回到城市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国家的这种要求，让一部分知青骨干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可能走的机会就轮不到你；表态“扎根”吧，可能就当真的不再给你走的机会。
隔壁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骨干，就为了招工上学，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甚至谩骂打架，弄得矛盾重重。
我们知青点此时倒还团结，相安无事。因为在招工上学上有很大决定权的队长，就是我这个知青，而我从黑河师范回队后，已与招工上学无缘，与知青无利害冲突。
我对此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欲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并按顺序作出了招工上学的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王晓雁。
王晓雁想要和我谈恋爱，她不会不知道，这等于在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谈。”
正文 158、江边约会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6 本章字数：1839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队部场院转一圈，回到知青点，约王晓雁出来，一起坐在黑龙江边。
已经是夏天，江边星空璀璨，江水泛着月光。
我们在一起插队6年，彼此的人品相互十分了解，只是涉及到爱情这个内心深处很柔软的部分，还是第一次。俩人显得有些拘束。
王晓雁一言不发，等我开口。
我劝她：“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走吧。”
她回答：“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说：“假如你能回到上海呢？我回不去的。”
她不以为有这种可能：“不过，大不了就是分居，将来还会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