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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
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的阵势所惊诧。
其实苏联在斯大林执政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迷信月p 就是对列宁的崇拜。本雅
明是20年代中期来到苏联的，他发现、苏联人民很多人家中都挂着列宁像，许多商
店甚至是教室中都悬挂列宁像。“对列宁的偶像崇拜在这里尤为令人难以置信地泛
滥。库斯涅兹基街上有一家专卖列宁像的商店，各种尺寸、各种姿势、各种材料的
都有，在俱乐部的共用室里，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也可以看到一尊真人
大小的列宁塑像，一副表情轻松的样子，作演说家状。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列宁像，
连厨房和洗衣房都挂着他的小照片。”
而对列宁的学生、新领袖——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则是越来越出格了。1929年12
月21日，是斯大林50寿辰，报纸上连篇累犊地刊登颂扬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列宁
的惟一助手和列宁事业的惟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就这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开始了。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在第十七
次党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发言时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纪德在苏旅行时
就曾碰到这样一件事：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表示感谢，
于是他在邮局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
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
给发电报！最后纪德也只好屈服。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常遇到此类修改，这迫使他
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
在个人迷信时代，国家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对群众是严密封锁的，群众没有批
评的自由。纪德曾评论说：“这就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
的鸿沟”。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在苏联，已经把斯大林当作神，看成永不犯错的
人。“斯大林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对；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罗
兰也提到“斯大林对他来说是个谜。”
他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
地对他大加赞扬？”“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可笑的崇拜，
把一切化为笑谈。”最后罗兰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好比恺撒，已具有“皇冠所体
现的全部权力。”
就这样，从叨年代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把各种权力都紧
紧地抓在手中。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都随他所欲，斯大林实际上正置身于
党的批评和监督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除此之外，当时更令人忧惧的是“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纪德语）的逐渐发
展和特权阶层的萌芽。小资产阶级状态即是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内各
级领导层内日渐弥漫一种对旧制度下权力和特权的依恋。如同人们建筑拱门时所用
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一般在当时被视为具有“反革命”
精神的是那些仍坚持革命气节的人，因成为变节的人的障碍物而受人鄙视，被人消
灭。这是因为：虽然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好多人毕竟是在帝俄时代生
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并深受那一时代影响的，他们的心里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
是一种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本性。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这种资产阶级本能或是毫无掩蔽或是半掩半蔽地被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潜在
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贵族，这个阶层后来被称为特权阶层，并且在勃
列日涅夫时代蔚为大观了。这个阶层的人不仅从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享有无比的优
越性和不知廉耻的高贵感。
纪德不无挖苦地写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
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
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
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虽
然当时苏联到处宣传人民之间平等；革命同志之间友谊深厚，同甘苦共患难，同富
贵共享乐，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常人之生活有天壤
之别。罗兰发现：“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
（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是受到特别关注的
作家。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总是通往别墅，道路沿线还设有警察，他们从
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在地平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雪白的漂亮
的疗养院供政府的上层成员使用。”“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也成了
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不仅如此，许多高层人士包括作家在内都拥有汽车。”
罗兰在乘坐高级轿车旅行途中遇到了这样的情景：“向他投去忧郁目光的男子，
一个老年妇女向他们显示了一下拳头。”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
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
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
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高层
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
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榛鸡以及诸如此类。”而在莫斯科，生
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玛莎的朋友利季娅·帕夫洛夫娜
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
她86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25—30卢布。
其次是招待客人之待遇与服务于此的苏联人民生活的差异之大。苏呼米附近有
一家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
“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
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之用。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
列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
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
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
了。”当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拿最好的事物给他看，也是很
自然的。不过“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
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纪德还把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工资做了比较。工人小职员，女佣的工资一般
在50——250 卢布。技术工人可达到400 卢布。高级官吏、教授、艺术家、作家工
资则一般在1500至10000 卢布。有些人每月收人可达200 —300 万卢布。工资差异
如此之大，也不得不让人想到剥削。用纪德话来说，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桧，
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之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
人。”是“胁肩诌笑之徒”和“脑满肠肥之辈”对普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利益”
的占有。
1934年12月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基洛夫遭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
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判决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
1938年秋，先后牵连的人在500 万以上，其中40多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50年代国
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大事。
而在大清洗运动中只举行过3 次“公开”审判，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历史
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真实情况就是：上述政治案件都完全是假案，这
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
次排练。”
这样大的事件，罗兰等作家不会不有所耳闻，他们在苏联时也不难察觉出些许
大清洗的蛛丝马迹，那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呢？斯大林又是如何评价、解
释大清洗运动的呢？在斯大林会见罗兰时，罗兰委婉地问起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
“肃反”运动，并说是代表法国同志来询问的。而斯大林则轻描淡写地说成在基洛
夫被谋杀后匆忙处决上百人是受了“感情的支配”。“这上百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
基洛夫，但仍是德国、波兰、立陶婉（或者拉脱维亚？）的秘密奸细，必须惩处，
杀鸡吓猴。”而且决定不给凶手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以免他们把
出庭当作讲坛。我们真要感谢罗兰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最高统治者、铁腕人物在肆意
挥霍自己手中权力后的自得且毫无忏悔之意的形象。在斯大林那里，他把残酷无情
说成是国家的要求，称如果不对所谓“敌人”判死刑，苏联同志会对此感到气愤，
会认为这是姑息。他为了解释党和国家著名的有声望的活动家为什么被逮捕及处决
时，编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即苏联存在一个广泛分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第五
纵队。
罗兰是1935年访问苏联的，此时是大清洗运动正酣之时，也是闻名世界的莫斯
科第二次大审判的前夜。尽管罗兰基本上是在走‘上层路线”，更多的是与苏联高
层领导人名术、文化、教育界高级人物接触，但苏联普通百姓表现出的一些政治恐
惧还是被敏锐的作家的眼睛捕捉到。他写到：“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
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
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晚上照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
解的。不能过于高声说话，否则，就暴露了自己。年轻人彼此不信任。”恐怖！绝
对的政治恐怖心理！在恐怖政治之下，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
裹起来，保护起来，彼此之间不信任，甚至以邻为壑，告密、谗言成了杀人的武器！
以上即是3 位作家笔下的苏联人民的精神状态、物质生活以及民族性格的一些
基本状况，苏联人给作家们的总体印象都是快乐的，满足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他
们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快乐，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度而快乐，他
们把贫困看作一时的困难而满足现状，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政治
高压。他们不甘心贫困，但一部分人被政府的宣传所安抚，另一部分不相信宣传的
人则被镇压下去而无处表达不满。“如果我们在苏联所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