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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位白发的老学生把他送回了家。他出门买豆腐，那是他每天例行要做的事，早餐有块热豆腐，酱油加点儿葱花儿，是他莫大的享受。离家只有最多十分钟步行的路程，他却七转八转不知道转到了哪儿去了。马路上一个茫茫然的老人，居然让他的老学生发现了，那不是老师吗？他上前打招呼，父亲却很不好意思地慢慢儿问他：“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不久之后，父亲已经禁不住大小便，继母在照应孩子精疲力尽之余，还要为他收拾床褥，自然对他有许多焦躁与埋怨。有一天，我只是想回去看看他，没想到只见他苍白着面孔，一脸密密的皱纹，笑起来都透着酸楚，我这才知道他已经几乎无法进食，他还说他没事，故意站起来转了两圈，举了举手，要我相信他依然硬朗，他是怕我操心。我当场就说爸我们走吧，爸，让我带你去医院吧！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未解的公案
到了台大医院，先挂了急诊，再找一个角落，安顿在担架床上。买了几包卫生纸当枕头，我们俩等了一天一夜。急诊室里病患川流不息，大呼小叫，人影幢幢，脚步杂沓，我们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人脉，怎么办呢？
我只得又去麻烦魏达成教授。第二天，得到了一个三等病房的床位。我说爸先将就着吧，再慢慢想法子。
“不要紧，病一样看。”
此时他的假牙已经快装不上了，嘴巴老是瘪瘪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医学很进步了，从前的好些病，治不好的，现在都治得好了。”他咽了咽口水：
“人总是要死的，那总得要有个治不好的病。”
这两句话倒很科学，讲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在许多床位一个个排开的三等病房，至少在当时，护理照顾真不怎么样，要是病人尿了床，挨骂的就是我，害得我老是爱问，爸你要尿吗你要尿吗？就这么着，父亲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我有点不平，这个医院在光复之初，是他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过来的，军队占据并且拆走了一切的设备，是他跟陈仪要了回来的。大家都忘光了的事情，我却这么小心眼儿地念着。
终于打了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也是多年来很有名的一位科学记者吕一铭先生，他从前就访问过父亲好几次，对父亲十分敬佩。吕一铭的反应真快，第二天联合报第三版好大的一个边栏，报道了父亲病重的消息。那天一大早，齐邦媛姐姐打了个电话来，她本来想要东北同乡帮帮忙，别让父亲落得太不好看，好在齐邦媛很担心的那种让人写得可怜不见儿的事情没出现，吕兄很有分寸，赵玉明总编也特意突出学者有没有受到照应的问题，穷之一字着墨很少。
事情急转直“上”，才上午七点多，“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来看他，他们原是老友，还以日语交谈了几句话。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换到了头等病房，下午两点，经国先生就来探问了。严家淦先生是他的老友，在福建就很熟了。孙运璇先生是刚刚光复就相交的朋友，在刚接收电力公司时，就有过专业上的合作。眼见父亲如此境况，他频频拭泪，还把一个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诚意可感。考试院长刘季洪，是在大后方重庆就相交的老友，在病床前不言不语地坐了十几分钟。还有一天，居然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表姐马雪萍跟表姐夫张凤报。他们早年来台，找到了父亲，父亲也没帮上什么忙，还要他们“回去”好了，他们没照父亲的意思回去，但既然父亲觉得他们是麻烦，就再也不来看他。然而此刻长我二十几岁的表姐，完全放下她的工作，没日没夜地陪着父亲，当一个业余的助理护士。许多当年父亲担任流亡的东北中学的来台学生，也来看他，年纪也都不小了，个个操着一口乡音。日本东北帝大也派了四位代表亲自到台北问候，他们都没有见过父亲，但以做父亲的校友为荣。还有许多陌生人也来探望，又有许多送草药的，还有一位艺术家想为父亲做个头像。
父亲一下子爆红了起来，在重病的病床上。我总记得孙运璇先生在病床前对父亲说了好几次的一句话：
“马教授，你太要强了，太要强了啊！”
如果不那么要强，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父亲没有那么要强的脾气，又会怎么样呢？于他个人而言，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却牵连到一件历史公案，就是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要强真的要有条件才行，父亲的脾气刚强，却未必事事都对。当年保钓的时候，他应该是活跃在保钓言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那一阵子，总是一下子开这个会议，一下子发表那个言论，我常常想，怎么一生都绝口不谈也不涉政治的父亲，在保钓运动上，忽然那么样的积极？
从住院到去世，时间很短，很多事情我们自然没有能够来得及谈，包括这一件事。
最近保钓运动又忽然热了起来，而且跟过去有点儿不一样，就是因为日本首相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发言，两岸不约而同掀起了保钓的行动。这件事勾起我当时的一段回忆。
当年，在美国还没有把琉球“交给”日本，更没有发生所谓钓鱼岛主权问题之前，一件偶然来了又偶然去了的事情，居然牵动了这一段历史公案，而其间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父亲那“要强”的脾气。
父亲有一位在日本留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同窗，曾经来台度假，我还为父亲招待了他一番。后来他的公子专程来台致谢。父亲同学的大名是新野弘，公子名为新野昭夫。
依我的记忆，新野弘好像曾经担任日本某大公司能源地质方面的重要职务，应该是总地质师，自然是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跟新野先生谈话时，父亲跟他说，依自己的推测，钓鱼岛列岛周边的海域中，应有不少石油蕴藏，但这也只是学术理论上的推测，还待实际的探勘才行。父亲就提到，以当时中华的技术与资金，要独自探勘，可能有些困难，新野一听说，便回答道，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两国共同来探勘？新野先生的回应与建议，至少包括了一个前提：钓鱼岛列岛，是中华的领土。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领土的归属问题，他关心的只是作业船只的探勘问题，他就把这个谈话的结论告诉了老友“立委”李文斋先生，李委员便跟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提起，他们并没有一开始便谈到中日合作探勘部分，只提到地质学家某人说此处海面下应该藏有石油，我们并无充分能力探勘，可否考虑跟日本公司合作，等等。
领土问题，自然没有人会提起，要是预见后来会有琉球让美国“移交”给日本，又附带了钓鱼岛列岛一并“移交”，父亲与新野就是再好的朋友，对话就一定很不一样了，后来的发展更不可能一样了。
其实后来的发展，只在张群先生的一念之间。
他一听到钓鱼岛列岛海域应该蕴藏了石油，乃是我们中华学者的推测，便回了一句，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怎么还会等着我们？现在只能推想，他认为，在台湾受到日本占领期间，这一处海域的资源蕴藏，日本人应该早就非常清楚，还会等到今天吗？
张秘书长这么一说，李委员便说不下去了，只好把这个结论先带给父亲。
父亲一听到张先生把日本人抬得那么高，又相对地否定了国内专业的人才，便气得不再理会。要他亲自去向政治人物证实自己的推论是怎么样的有学术根据，他做不出来，也不想做。
没料到后来却发生了钓鱼岛列岛的主权问题，父亲便想起了这一件往事。依他的想法，如果在张群的反应之后，他不因负气而撒手不管，这个案子后来的发展，应该是中日实际的合作探油。依当时的情况，自然是日方要取得我方的同意，才能展开合作。在当时，连美国也没有想到这几个无人岛屿的归属问题。不像琉球，美国是事实上管理了若干年的政权。那么，探勘船只挂出来的旗帜，自然应当至少有中日双方的，至少。
后来美国把这几个孤悬海上的无人岛屿，跟琉球一并“交给”日本，是在美国与日本利用他们所谓归属不明的状态，顺势促成。当初合作案要是成立，归属是谁的问题便非常明确，后来的争议，就再无空间。
父亲不免为自己当初负气而懊恼。他拿出一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地图仔细查考，找到了证实这些列岛应属中华的证据：
日文中称这些岛屿为“尖阁群岛”（发音如SAN KAKU ISLANDS），意指一处处突出来的山石，像是教堂或是城堡的塔顶而取名。但是依父亲手边的一九三五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First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35；PRINTED AT EDINBURGH； SCTOLAND BY BARTHOLOMEW & SONLTD），此地原名为“钓鱼屿”，地图上很清楚地依中文发音，英文拼音标记为：Tia…Yu…Su。英国，也应该包括早年的许多国家的世界地图及海图，此地的名称都是依中文发音的古称，为“钓鱼屿”。按“屿”字古音为“徐语切，音叙，语韵，岛之小者”（辞海），依发音当为“属”。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公开说，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日本的，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别的国家，这样否定历史而且霸道的发言，让我们重新又嗅到了六七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气味。
我还记得父亲亲自指出这个地点的地图给我看，但是对于李文斋与张群的对话，他一个字也不提。这一段渊源，是父亲另一位好友杨家骆教授告诉我的。他是一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当然关心，何况还有两位他的老友介入了这一段历史公案。
父亲在保钓运动中，三天两头出席各项会议跟活动，也肯面对新闻媒体谈话，谁都看得出他的爱国情操，然而在保钓运动依然热烈的时候，他个人却忽然间云收雨歇，又不声不响了。怎么回事呢？我在当时问了父亲，他只说，对岸都跺脚了，我们这儿说什么都不要紧了。他指的是周恩来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有了发言。
就此他重新回到他一生的纯学者的生涯中。
但是，我却想到，要是他没有那么倔强的脾气，要是没有张群的一念之间，也许钓鱼岛列岛的历史就会不同。岂仅此事，许多其他的遭遇也会不同。史上因为偶然而决定了历史轴线发展的事情很多，比如假设康德黎与孙中山没有师生关系，民国史就要改写。没有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的一念之间，让俄国只对日参战四天，中国近代史又不一样了。父亲是个一生一世的纯学者，他应该也未料到，因为他倔强的脾气而带动的一念之间，也牵动了中日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
悬崖撒手
渐渐地，谁来谁往，父亲是否真的明白，我已无法确定，只是应对中不太看得出什么。护理小姐来了，他偶尔还开开玩笑。是啊，凡是认得父亲的晚辈，个个都说他好风趣，但我一生也没有享受到他多少风趣。再多川流不息的探病来客，有多少的热闹，一天天地与他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