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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北洋政府准备聘请于右任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每月大洋3000元，颁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于右任身上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不装钱，只有两个印章。有人向于求字时，于都是立即就写，写完了，拿出印章一盖，就交给人，从不收钱。
“学霸”傅大炮：傅斯年的圈子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不仅代表其为了真理敢骂领袖，而且也说明其对圈子外的人也相当之排斥。
【小档案】
〔傅斯年〕
绰号：孔子之后第一人、傅大炮、北大功狗
出生地：山东聊城
生卒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职务：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曾代理北大校长
早年最得意的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胡适初进北大时的保护人
主要成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人、所长
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蒋梦麟〕
曾用名：蒋梦熊
出生地：浙江余姚
生卒年：1886～1964
毕业学校：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职务：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主要成就：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在西南联大的“不为”，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
代表作品：《西潮·新潮》、《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
名言：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吴兴人，学术名门之后，与傅斯年是同学，文学家、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历任北大、清华等校教授。
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研究者，民国最负盛名的读书种子之一。毕业于清华大学，主要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后人称他的学问为“钱学”。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庄子研究专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等，早年热心革命，曾任孙中山秘书，后来专心学问，成绩斐然。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清华毕业，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曾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国学院，学衡派代表人物，红学家，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在男女情事上，有“情圣”之称。
潘光旦（1899～1967）：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多家大学任教授，历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参与筹办新月书店，译有性学名著《性心理学》，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被称为“清华四大哲人”。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常委、中央委员。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长等职，人称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名言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著有《中国哲学简史》等。
※※※
⊙1919年冬，傅斯年、俞平伯结伴到英国留学。俞在英国待了还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回国，偷偷溜走，傅追到法国马赛，都没能劝回老同学。与俞相反的是，傅刚到英国，就开始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英伦游记》，充当英国留学专家。
⊙联大文法学院设在云南蒙自，联大同学初到蒙自时，男生多西装革履，当地＇文！＇兵士＇人！＇以为＇书！＇是中央＇屋！＇要员大驾光临，常向他们立正敬礼，弄得他们啼笑皆非。蒙自又产藤杖，价廉物美，联大学生人各一支，神气十足。女同学都取道香港，海防由滇越铁路入滇，从香港带去的奇装异服，尤使当地人民感到惊异，甚至有顽童包围女生，仰视旗袍之内，是否尚有衣裤，其风气可想而知。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俞平伯前后留过两次洋，第一次待了不到一个月，有说俞是因为不习惯过洋人的生活，有说俞是因为舍不得家里的娇妻。第二次是以考察教育的名义去美国，待了四个月，回来时“西装革履，手持stick（拐杖），一副翩翩洋少的气派”。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曾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钱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觉得价值不大。傅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傅斯年读书极杂，在英国和德国留学时，他修过实验心理学、概率论数学等，在爱因斯坦的研究生讲习班上还学习了一阵子相对论，又关心西藏，听了西藏学的课程。有一次，大家发现他的书包特沉，打开一看，原来装着一套三大卷的《地质学》。
⊙北洋当政时期，一个美国外交官问蒋梦麟：“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蒋回答：“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
⊙1929年，蒋梦麟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来因为中央大学校长换人和劳动大学停办两事，被迫辞职。吴稚晖来看蒋，说：“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意思是说教育部长应该多管国家大事，校长换人、学校停办之类小事，不应该太较真。
⊙蒋梦麟十八九岁时去参加科举，考中了秀才，按惯例，秀才去拜见老师，要包一个一百元的红包，称“贽敬”。蒋家不是很富裕，于是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打了个对折。
⊙1908年，蒋梦麟赴美国留学，上船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理发店剪辫子。蒋回忆说：理发匠“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
⊙蒋梦麟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常常拖欠学校的经费，学生们则老搞运动，每次游行、示威时，大家都找校长，不是让他帮助学生，就是让他帮助政府。以至于“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
⊙1926年，蒋梦麟听说自己上了张宗昌的“死亡黑名单”后，赶紧逃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以避风头。蒋对美国使馆的朋友说：“我天天叫喊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来寻求保护了！”
⊙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发起“倒孔（祥熙）运动”。第二天学校召集大会，校长梅贻琦和蒋梦麟都发了言。梅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蒋发言时说：“不能再闹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下来。”
⊙1944年3月，孔祥熙到云南大学演讲，大讲孔氏家谱，说孔家从来不想做官，他之所以在政府中任职，实在是不得已。学生们听了，一阵嘘声，现场一团乱，校长蒋梦麟幽默地说：“因为同学们都想瞻仰孔院长的风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长，所以秩序乱一点。”
⊙蒋梦麟回忆：白话文流行后，北大校园里的匿名揭帖忽然多起来了，因为以前或者写打油诗或者写韵文骂人，总需要有古文底子，但用白话文骂人，很容易，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父亲曾经自己打造了一艘轮船，但一下水就沉，改造了几次都是同一结果。有人告诉他蒸汽机和洋人轮船的事情。父亲听了，才彻底放弃，决心把这个梦想交给儿子去实现，于是让儿子去接受现代教育，学习洋人的秘诀。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壮丁，抓来的壮丁因得不到足够食物，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死去的壮丁甚至得不到好的掩埋，尸体被野狗吃掉。这些情况经蒋梦麟举报给军事最高当局，负责兵役的大员被依法处决，军政部发布公文称：“某处生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经掩埋。”蒋梦麟大怒：“人都被吃完了，还掩埋什么！”
⊙张伯苓很务实，办教育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何廉谈话中极力强调统计的好处，张伯苓问：“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须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年轻博士都认为南开的办学理念太土、太保守。有一次，张伯苓问人类学学者李济：“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第二年，李就离开了南开。
⊙张伯苓问蒋廷黻：“你知道在中国选择领导人的方法吗？如果知道就可以免掉内战了。”蒋回答：“是的，我能想出一种方法，但糟糕的是不论我提出什么方法，总是能够接受的人很少。校长先生，你一定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了。”张说：“不错，我对此问题曾经熟思至再，我认为解决领导人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选个个子最高的人担任总统。”
⊙张伯苓鼓励南开学生报考航空学校，报效国家，其子张锡祜首先报名。儿子毕业时，张伯苓代表家长发言道：“今日外患深重，吾辈家长应效法岳母刺字，毕业同学应学习岳飞。”抗战初，张锡祜在空战中牺牲，张伯苓闻讯后说，“今日之事意在其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在一起，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张伯苓不大出现在学校，有一回到学校，给学生讲话，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
⊙以学问为进身之阶，在什么时代都有。一次，西南联大政治系某教授不通知任何人就径自去重庆做官了，系主任钱端升跟学生们感叹说：“看！这些人对学生罢课非常不感兴趣，自己罢课倒很感兴趣。”
⊙抗战胜利后，讨论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有人发牢骚说：“联合不起来，联了也得闹事。”于是有人提议：“西南联大联合得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联大的三个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钱锺书年轻气盛，在西南联大只待了一年就走了，钱宣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钱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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