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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训导处旁边，所以天天都可以看到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要一听到训导主任广播“某年某班某某人，到训导处报到”，就知道有好戏看了。过了不久，就能传来打屁股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
上初中后，可能是认识的人更多了，看得更多了，欲望也就更多了。有一阵子，我偷父母的钱偷得很凶，偷到妈妈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多出财物来。我又喜欢摆阔，这些钱都会拿去买东西请同学吃，因此交了一堆酒肉朋友。但是，后来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偷钱的欲望突然全都消失了。跟几个初中同学不经意间聊起这个话题时，才知道大家几乎都偷过父母的钱，以前都很不懂事，都是大了后才去跟父母道歉。
初中的生活不如小学那样快乐，经常都是在考试及体罚中度过，因为老师也有业绩压力。可的确，那时候玩心太重，不受点儿小小的处罚也不会主动去读书。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容易看得出来谁主动谁被动，谁能用功读书谁爱玩。而到底谁未来有出息，等到我们这几年同学聚会时，才发现，这还真没有个定数。
1990
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
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那年2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
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
职棒开打
这一年，职业棒球赛开打，将台湾已经流行许久的棒球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棒球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最早是日据时代传进，到1945年以后，棒球运动更是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自台东深山里的红叶小学少棒队，击败了来访的日本冠军队，为这支最初只能用木棒和石块练习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而来年的金龙少棒队参加美国少棒联盟于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并夺得冠军，更将全民对棒球的疯狂推上了新高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半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代表队在国外的比赛，是一种共同的回忆。而那些年，青少棒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也是夺冠连连，打遍天下无敌手，拿冠军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当然，那些都有时代因素。事实上，美国的少棒联盟本质是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台湾却处心积虑地营造“台湾人是世界一等”的自我催眠。人家是夏令营杂牌军，台湾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为了求胜硬是土法炼钢式地练习。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成棒（成人棒球）也是扬威世界，历次打败如古巴等世界超强队伍。可以说，当时的棒球选手都是从小就参加世界赛事。但是，当时并没有良好的职业队伍制度，只有类似联赛的赛制，所以当初也使得不少球员离开台湾去外国打球。
1990年，为了避免甲组成棒联赛观众日益减少以及优秀球员流失，“中华职棒联赛”终于开打了。成立之初，共有统一狮、兄弟象、味全龙、三商虎（排名不分先后，否则就会知道球迷是很可怕的）这四家企业成立了球团，投身职棒运动。当年上半季和下半季总冠军分别是三商虎和味全龙。翌年，中华台北奥运棒球代表队更在巴塞罗那奥运上拿到银牌，让全民为之疯狂。在各种媒体以及亲朋好友间的推波助澜和口耳相传下，从此，棒球不再只是参加世界比赛拿冠军这样的意义，而是真正成为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后来职棒队伍增加为六队，但职棒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几年后发生了职棒签赌案等事，职棒陷入黑暗期。在这期间，就连创始的味全龙及三商虎队都解散了，伤了许多球迷的心。而许多一流的好手，也相继被美日等棒球强国挖走，以至于我许多朋友在很多年后，看到中华台北队赢球，全场的蓝彩带（三商虎的颜色是蓝色的），会感动得哭着喊：“三商虎终于夺冠了，呜呜……”另一个朋友，在康师傅回台并购味全龙之后，裁掉棒球队，他跑到顶新的办公室前大喊：“康师傅，还我味全龙！”一直到2000年后，热潮才重新回来了。
总之，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
全家出游，在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大陆人
1990年夏天，爸爸到肯尼亚开会，因为要与一些人同去，索性组了一个团。在开会之前先到一些地方旅行，同行的当然还有与会者家属。全家托爸爸的福，也跟着去了。
第一站是以色列。这一行程很符合当初台湾基督教徒喜欢“圣地游”的习惯，但因为衔接问题，必须转机很多次，因此先经香港转机到罗马。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爸爸认识了一位从大陆来、要去非洲某地做生意的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跟大陆人接触。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以及用词与我们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同样是说中文，但总觉得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认识之初，大家的对话好像都有些试探的意思，但后来也越聊越开，什么话题都开始说了。像爸爸这种爱传教的人，当然也会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向这位先生传福音，送了他很多书。因为这位先生一点儿都不懂外文，因此到罗马机场后，也是我们的同行团员帮助他办理了所有转机相关手续。总之，这次的接触，对我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本只能在画面或书本里看到的平面的大陆人，一下子都变得立体起来。这其实跟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转变一样，从文字到画面，再从画面变为实体。
我们到罗马后待了约5个小时，接着要飞到希腊雅典转机。降落雅典前，我第一次由空中看到爱琴海那湛蓝的海水。在雅典过境大约要6个小时，大家在机场里觉得无聊，干脆跟那些海关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