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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这个响亮刺耳的名词），当初我总以为是关于经济合作等类的机关，绝不想到这是一个由美帝和蒋匪帮用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具和最厉害的杀人武器，残害我国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杀人合作所，更不会知道这个合作所是惨绝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间地狱”，尤不会料及在那里曾杀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儿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儿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传道，他俩一块儿在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书，因为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思想比较进步，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常表不满，他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组织了“活力社”这样就引起了美帝和蒋匪帮的注意，这样就被抓进中美合作所里去。当1949年4月我们的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晨光，重庆的形势随着严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儿和女婿，正在校内的小家庭里度着美满甜蜜的生活，重庆警司令部大批武装突然间把学校包围，又突然间把他俩抓去，马上送到所谈中美合作所里去。当晚我的女儿就在阴森森的、黑沉沉的一个庙里度过。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中，我的女儿开始尝到了美国刑具的滋味，这样死去活来的严刑询问了几个月，她吐血了，本来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到这时是再也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产。匪特们为这，才叫我女儿女婿所在的工专校长出面保释，说等孩子生出后再关押。我女儿因饱受严刑，即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由医生施用手术，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这时重庆解放了，我女儿的命也就从敌人的刀下被留下来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我女婿就没有这样运气了。他被捕后饱尝了各种刑具和监狱的折磨，实足过了六个多月，也不像人样了。到这年的11月27日晚上，被凶狠的特务们用卡宾枪扫射而死在渣滓洞内……
集体大屠杀后，我女儿抚养着从苦难中生长的孤女，在泪与血的生活中，差不多渡过了八个月的光景，身体更不行了，神经也失常，因为这样我就电促其回浙江老家。当重庆轮在上海码头靠岸时，我即见到脸黄饥瘦、形容憔悴的女儿，她手上抱着孤女，蹒珊地走过来，开口叫着“爸爸”时，我心头有说不尽的痛苦！从她的手中接过孩子时，我就觉得这个孤女已失去了她的爸爸，当时我要流泪，又怕伤了女儿的心，强忍着。
后来我们匆匆地到了北火车站，谁知火车已开出，我们只好就在候车间的地上把孤女安放好，我和女儿便在地上对坐着。女儿开始用嘶哑的声音向我诉说她的遭遇了。她说：“爸爸！现在这个情况，正如我在八九月前有一次去中美合作所会见他（指薛传道——笔者注）的样子，他倒在乱草中，像猪崽一样，要不是从他的声音里辨别，简直认不出是他呀！他见了我，把感情尽力抑住地说：‘育辛，看上去，我是不中用了……’他的眼睛向我注视了一回，接着说：‘希望你把腹内的孩子养大，将来替我报仇。’”说到这里，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流泪。片刻，她又接着说：“爸，传道告诉我，有一次，匪特们把他押到一个几丈见方的池边。爸，你晓得这个池里放着什么呀？是美国运来的硝酸呀！匪特们逼传道说：你要交待，否则就将你投进这硝酸池里。爸爸，他们要传道说出什么秘密，传道自然是不说的呀！这帮野兽就当着传道的面，把几个革命青年投进池内，天啊，爸爸，进去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浮在上面一茸茸的头发……爸，他们就是这样杀人的呀！”女儿又哭泣不止起来。我只能在默默无言地陪着她流泪。后来她又接着说：“不到多久，传道被惨杀了。几天后，我们去埋殓传道的尸体时，只见到焦黑的一堆，头和手足都已烧去，根本无法认辨。如果不是从烧焦的尸体下找到他未被烧去的那副眼镜架子和胸腹下的一小块毛线衫的话，我怎么可能辨认出他就是我的丈夫呀！爸，我把这两件物品保存着，我还在他腹下拾到了一颗曾经穿过他胸膛的美国子弹头呢！这三件纪念物，我都随身带着，将来要交给这个孤儿，使她长大时可以明白她的爸爸的一切和为父报仇呀！”说着，女儿要去拿取这三件东西给我看，我极力阻止她，不要这样。停了片刻，她又对我说：“在重庆渣滓洞这个人间地狱，当我们为传道的尸体收殓后，想给他一个安身之地，爸你能想到吗？用锄头一掘地，你知道泥土下面看见的些什么呀！都是白骨呀！一连掘了好几处都是这样……好容易后来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一块地方，才把传道的棺木埋了。爸，那个地方，我们走进去真的感觉阴风惨惨，真的是一所人间地狱啊！”女儿愈说愈悲伤，引得其他旅客们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同志都惊奇，都为之心痛。这时我再也不能听下去了，悲愤地阻止女儿说：“育辛，不要再说了，不要这样悲伤了，我们要化悲伤为愤恨，为新中国多做些事，让传道九泉之下安息。”女儿听了，很快回答道：“对，爸爸，我一定好好工作，把孩子抚养大，让传道放心。”
烈士的妻子在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她的丈夫、为中国革命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薛传道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头衔，一直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彻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双枪老太婆”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人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剌伤了烈士们的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法在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有人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 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未定为烈士的情况报告》
中央组织部：
遵照中央组织1981年12月10日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有一百多人至今没有结论，要责成有关部门查处的指示，我部立即作了研究，普派员赴重庆对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现将情况和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11月27日（又称11·27惨案）下午开始屠杀被关押人员，根据死难遗体计算，前后共屠杀331人。1950年2月至1979年，重庆市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民政局已经定为烈士的208人，尚有93人没有办理。
据初步了解，在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姓名、地址，或基本上有被捕前工作经过、狱中表现、被难情况等材料的43人（其中共产党员17人）。在这43人中，四川籍的有35人，湖北、上海的各2人，东北、广西、河南、江苏的各1人。1950年被审定为叛徒17人，自首4人，殉难志士8人。二是，有姓名、地址只注明某省，材料很少或基本无材料的22人。其中四川籍14人，湖北、内蒙古、河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南洋瓜哇的各1人；三是，只有姓名，无其它任何材料的28人。
1950年，这部分被害人员没有定为烈士的因案是很复杂的，主要是时间短促，重庆刚解放不久，就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大会，工作做的不细，离重庆较远的来不及调查了解，致使一些应该定为烈士的没有认定，或者在无任何材料情况下只凭某个人的一句话，就被定成为“睚首”、“叛徒”、“不列名”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四川地下党的诬陷，那些尚未结论的被害人员受到了种种诬蔑，其家属、子女长期受不白之冤。他们对此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复查审查定。因此，落实好他们的政策，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鉴于此案已事隔30多年，材料不全，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还要和一定调查后才能结论的情况，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1950年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注有省市，或注有省、县、乡的65人，其中四川49人，外省16人。对我省的49人，我们确定从有关地区抽调十名左右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在我部统一领导下，逐案进行复查，按照党的政策，做出正确结论。
对于外省的16人，由我省负责复查困难较多，为尽快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建议中央组织部责成有关省、市负责复查结论。如同意时，我们将把现有材料和线索报送中组部转各有关省、市、县。
二，对只有姓名，没有具体材料的28名被害人员，我们已将名单印发我省各市、地、州、县组织部门，找寻他们的籍贯和知情人员，然后再根据情况，研究开展复查工作。现将名单送上一份，建议印发有关省、市查寻。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82年3月12日
五
在四川省委的这份报告后面所附的复查名单中，第一个名字就是薛传道，第二位是邓惠中，后面依次是胡芳玉、黎功顺、谢汝霖、唐玉坤，还有盛腾芳、盛超群、王振华、黎洁霜等人，其中还包括张露萍、冯传庆一案等无任何材料的28人。
中央要求复审“红岩”烈士的精神，及其四川省委的意见，加快了重新复审薛传道、邓惠中等人的问题，使得这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烈士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们也在政治命运上获得了真正翻身。
读者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在本书的前面曾经介绍过一位叫名盛超群的共产党员如何戏弄徐远举，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有过不少笔墨被作者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分子们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共产党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其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认定盛超群是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一样的“共党要犯”，因此也是提前于1949年11月14日就杀害了，并且同江竹筠、李青林等一起被用镪水毁了尸。国民党如此仇恨的“共党要犯”，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讽刺式的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盛超群的儿子盛荣德，由于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此在他成人后不断向组织申诉父亲的事。“文革”中，有人已经把其父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披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了，儿子盛荣德依然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这样，造反派们就异常恼火，通过卑鄙的手段，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刑10年。在红岩革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