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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给他提供的具有传统经济意义的茧费尽周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肥育我们实际上是引诱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给他带来经济效益这种阴谋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但清楚又有什么用？这是无法抗拒的生存规律，作茧自缚是我们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并结构了我们的生存定势，我们要世世代代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把茧做下去丝毫变更变化的内在因素都不能产生或者就无从谈起变更变化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变更变化，假如谁要偶尔谈起变更变化则就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满脑虚幻的蚕虫精神病患者，说不定在哪一天就会有大批的传统卫道蚕虫突然集汇过来把这个大逆不道违背生存规律的精神病患者活活地蚕食一点不剩，使其从此在这个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蚕虫世界中彻底灭绝不留任何痕迹。我们经常说违背某种规律就要遭到某种规律的惩罚，这往往是指大的规律是指人类之外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它来势缓慢周期很长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受到惩罚，且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还可以能动地采取一些反惩罚或者延缓惩罚的措施，且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在思想意识上逐渐去适应去承受并且逐渐承认受惩罚的合理性，就像一个肝病患者得病是自然的治病是自然的癌变是自然的死亡更是自然的，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在他的脑海中本来就是颠倒无序的无所谓正确无所谓错误他与常人的心理隔膜是永远的。而以上所说的那种同类的立杆见影式似乎只算是大规律中的中规律中规律中的小规律小规律中的微规律微规律中的更微的规律的惩罚往往要比异类的惩罚或者生存环境的综合性的惩罚来的快得多厉害得多，它是一种原始的带有不自觉民主的规律，理由是蚕虫毕竟是属于昆虫是很初级的无思想意识为生存而生存的昆虫类属。我以此又想到了蚕虫以外的其他较为大型的动物，那就可怕多了，比如猴王国的阴谋，比如海豹海狮陆豹陆狮等等王国的凶残，那种阴谋和凶残已经多多少少具备了人类统治阶级所独有的强权意识的成分，如屠戮如追杀如狙击如格斗如强Jian如霸占等等等等……
我以上谈到我的家庭的时候就把我的家庭和家庭的建立看做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具体事例和具体过程了。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是上帝给我们人类规划的人生之路上的一个环节，那个上帝就是那个桑农。他先让我们获得了生命然后供给我们桑叶享用让我们发展生命又以不同的手法规定我们生命的质量和种类使我们的生命到达一定阶段就让我们吐出丝吐尽丝环绕成一个与自己体形相符合的茧来束缚自己去实现一个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美丽艰辛又凄惨的理想去证明一个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彻底完全的奉献精神，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这种模式去发展生命消耗生命的，这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让我们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超越无从超越。
但我竟然意外地突破了这种模式进行了勇敢的超越。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突破和超越并不是我具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和本领具备了什么能够突破和超越的自身条件，而是我原先的生存环境给了我一个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机遇，而这样的机遇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均等的，它使我作为蚕虫正在和自己的同类一样在碌碌作茧自缚的时候突然放弃了作茧的神圣职责而去追寻了一种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却又很适合自己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我对自己已经基本成型且已不好冲破的茧——我的合法家庭的背叛，按世间常理来说就是我欺骗了自己合法的妻子背叛了自己合法的妻子。但这是一种很难逃脱且有强大诱惑力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体魄健壮思维健全的男人或者女人在时机成熟环境许可的情况下都愿意做的事情。假如在时机成熟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哪个男人或者女人不愿意去做，我想除了先天性白痴和精神病患者之外，那便很可能是他或者她没有能力去做。假如他或者她很想去做而却不敢去做，那他或者她必定是屈从了某种人为的强权意识或者行为规范而无可奈何地牺牲了自己作为自然人的最最宝贵最最基本的权利。以此推论与我共同去做那种自己很愿意做的事情的女人，她的想法和做法与我都是十分一致的或者说是她的心理和行为与我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我集中精力才能回忆起那件当时色彩很浓很艳很具刺激性而现在在我心中早已变得很苍白很平淡流于一般的事情，说实在话我的心跳不会因此而加快再也不会激动了，但作为曾经的存在，它在我的生命史上切切实实地发生过作用，便又使我无法完全失去那段时而模糊时而显现的回忆。当时我的年龄也许不到三十岁或者已经过了三十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数十年前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索性打乱我心中的时间和空间，让我赖以生存的地球暂且屈服于我的意志倒转数十年吧！
那年的一个秋天，不知该是早秋还是晚秋抑或是中秋。周围是大面积黄与绿相间的山野。黄的是沟崖绿的是梯田，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构成了一幅立体的看似美好富足但实质上却又落后贫瘠的农业景观。一个眉清目秀却又憨态可掬由少年正向青年过渡的混沌男孩扛着破旧的行李卷提着一摞子由细麻绳捆绑的书本快步行走在山野中一条蜿蜒的土路上。学校停课了——他上的是县城中学——学生们自发地成立了很多的革命造反组织，这些组织的任务就是专门和老师和校长过不去动不动就把他们弄到台子上批斗。他不想参与那些事情，觉得那样干有点伤天害理，但又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于是就干脆回家吧，给生产队的牛们、驴们、骡们和珍稀的马们割草能挣工分呢！
学校所在地离他农村的家足足有三十华里，不过他早就走惯了山路，即使扛着行李卷提着书捆也不怕，倒是有点心疼脚上所穿的一双草绿色解放鞋的胶底花纹，走这一趟不知又会被坎坷的山路磨损去多少！走饿了，他放下行李和书捆，猴子般嗖地跳上近五尺高的黄土崖钻进一块翠绿的玉米地，根据自己心中的标准在那块地的中间找到了一棵又高又直的玉米闪电般地掰下了它腰间那枚虽然硕大吐丝但却有待成熟的黄绿穗子三下五除二地就剥去了它的几层外衣，多么漂亮而整齐的颗粒排列啊，他真有些不忍心下嘴，不过一旦啃上去就再也不管什么了，只咀嚼得｜｜乳浆四溢。末了肚子还有欠缺，就又瞄准了毗邻的红薯地。他环顾左右确定无人后就又窜过去下手了，不过只刨出一个块茎，迅速连泥土塞进裤子口袋，又用手抚平了薯秧下的坑陷。刚才那棵玉米定然是被他毁了，他有些心愧，而这棵红薯他只能从侧面刨坑抽瓜，也许这样就不会影响它的继续生长。男孩又穿越玉米地咚地跳下黄土崖背起行李提起书捆顺山路连蹦带跑，这时候他绝对不是害怕自己做了贼被人追赶，而是前面不远处的沟底下有一汪泉水，而红薯块茎必须将它搓洗干净啃吃起来才不至于牙碜。这一刻由于食欲的做怪使他暂时忘记了脚上的解放鞋，大约在半个小时肚子被填饱后他才会想起并脱下它们十分心疼地检查，不过再后悔也晚了，他只能以光着脚丫走路的办法来惩罚自己的粗心大意了。
这个孩子总的来说还算是时代的幸运儿，他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离开山村去了中国的西部地区，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生活了八年，当然仍然是穿着那双半旧已经洗刷得发白看不出本色的解放鞋扛着被母亲拆洗干净的行李卷提着一摞子书离开山村顺着山路西行三十里在县城火车站登上火车的。火车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落泪只不过心中有些许的难过，他不留恋贫困落后的山村，只是有点不想离开自己的父母。他怀中揣有他父亲写给祖国大西北Q省N市某机关一位干部的一封求援信。那干部与他的父亲曾在一所初级师范的一个班里读过书一个宿舍里睡过觉，后来他父亲因命运之神驱使回乡务农了，人家却赶潮走向祖国大西北堂而皇之地当了国家干部，就像毛泽东革命成功后进北京当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他绝大多数的师范同窗却仍然在原籍教书或者种田一样。那时的人情很值钱，一封信就促成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他居然在一家工厂里干起了正式工。这八年中他穿的是当时十分流行且落落大方的劳动布工作服，上衣口袋的上方和裤子屁股口袋的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白色的字，脚上穿着稍加擦油保养便锃光发亮的三节头青年式皮鞋，并不浓密但却油黑的头发总是二八分，虽然说出话来乡音与他洒脱的外部形象有些不相匹配，但足以让本厂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许多职工窃窃私语并加以肯定，他的后背和前胸时常能感受到一些从工厂各个角落射发的与他年岁相符的女工们那种热烈而大胆的目光。最终有一位胆大而心细的工厂医务所女护士借助他患了感冒而给他注射鱼腥草的机会与他熟识了，后来她又接连帮他洗衣服拆被褥擦皮鞋补袜子，半年后就变成了他的妻子，又半年后给他生了儿子。想必那时的工人牌子并不差的，许多有学历的女教师甚至政府女干部的爱人常常会是某某工厂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或者电工，而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工人的牌子便彻彻底底地倒了，以至于“工人”二字竟然成了贫困和无知的代名词。
这个来自遥远山村的男孩淳朴且要强，结婚生子后他仍然不停地读书学习，除读完学完了自己从家乡带来的那些初中数理化课本外，又用自己的工资从新华书店里买回不少他喜欢读的杂书，常常让自己废寝忘食，这样便不时遭到妻子的数落而后来竟然酿成了他们夫妻感情不合的隐患。大概是一九七八年，时代又慷慨地赠给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一个人生转折的机遇，他懵懵懂懂地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本是只具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却以语文和历史的分数较高而填补了数理化分数的不足被祖国西部某大城市的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录取，四年学成，毕业后就又回原单位当起了文职人员。
当时工厂里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还属于珍稀动物，且都占据了工厂十分要害的生产技术检测部门，而他是学中文的就显得更加稀有以至于无处安身。但作为一块好的料石，厂里是不会放走他的，于是就默许他整天坐在政工科的闲置办公桌前喝茶聊天，当然有时也帮助人家有工作干的科员们填填表册什么的。他认为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渐渐在心理上已经给人家构成有朝一日终久会取而代之的恐慌，于是三四个男女科员便视他为不速之客，都在心堤上加强了警防，并暗自找厂领导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大家盼望他早日离开政工科。
终于有一天他有事可做了。
那天厂党委刘书记把他请到书记办公室很客气地对他说：“有一项任务性很强且很神圣的社会工作需要你去做，也是个锻炼的机会。你出去搞工作属于借调性质，有阶段性的，干完就回来。你们这些有文凭的青年人都是咱们厂的财富，原则上我一个也不放掉的。”于是，他就到市政府西城区去参加五年一次的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