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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大程度，我也无从把握。
如您所知，那一事件当时因军方意向而几乎没有公之于世，战后又因美国驻军的意向而同样进行了秘密调查。坦率地说，我觉得美军也罢日军也罢，军队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区别。纵使美军占领和言论管制结束之后，报刊也几乎没出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终究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且无人丧生。
由此之故，甚至曾有那样的事件发生这点一般人都不知晓。毕竟战争中发生了那么多耳不忍闻的惨事，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生命，而小学生在山中集体失去知觉之类，想必不足以引起人们的诧异。即使在本地，记得事件的人数恐怕也不多了。仍记得的人看上去也不太愿意提起。一来镇子小，二来对当事人也不是什么愉快事，尽量避免触及或许更是本地人的真实心情。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淡忘。无论是那场大战，还是无可挽回的人之生死，一切都正在成为遥远的往事。日常生活支配了我们的心，诸多大事如冰冷古老的星球退往意识外围。我们有太多必须日常思考的琐事，有太多必须从头学习的东西：新的样式、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话语……可是与此同时，也有的东西无论经历多长时间无论其间发生什么也是绝对忘却不了的。有磨损不掉的记忆，有要石①一般存留心中的场景。对我来说，那便是那片树林中发生的事件。
时至如今，或许已经太迟了，也可能您说我多此一举。但关于那一事件有一点我无论如何要在有生之年告知先生。
当时正值战时，思想管制很严，有些话又不能轻易出口。尤其同先生见面时军方有人参加，有一种无法畅所欲言的气氛。而且当时我不太了解先生和先生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不愿意在陌生男人面前把私事赤裸裸讲到那个地步的心情的确也是有的。这样，就有若干情况在我心中深藏下来。换言之，我出于自身考虑而在正式场合有意篡改了一部分事件经过。战后美军方面人员调查之际我也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由于怯懦和顾及脸面，我将同
①日本鹿岛神宫林中的一块石头。相传鹿岛神下凡时坐在石上，石底深埋土中，可解除地震。
样的谎言又说了一遍。这有可能致使那场异常事件真相的澄清变得愈发困难，结论也多少受到歪曲。不，不是可能，必定如此。对此我感到十分内疚，很长时间里我因之心事重重。
由于这个缘故，我才给先生写这样一封长信。百忙之中，想必是一种打扰。果真打扰，您权当半老太婆的糊涂话跳行读过，一弃了之。我只是想把那里发生的事实趁自己还能拿笔的时候作为老老实实的自白一一记录下来，交给应交之人。我病了一场，虽说身体基本恢复，但说不定何时复发。这点若承斟酌，实为万幸。
领孩子们进山的前一天夜里，黎明时分我梦见了丈夫。去了战场的丈夫来到梦中。那是极为具体的性方面的梦，一种时而真假莫辨的活生生的梦，恰恰是那样的梦。
我们在切菜板一般平坦的盘石上交合了好几次。那是靠近山顶的一块盘石，浅灰色，两张榻榻米大小，表面光溜溜潮乎乎的。天空布满阴云，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无风。时近黄昏，鸟们匆匆归巢。就在这样的天空下，我们一声不响地交合。结婚不久我们就因为战争天各一方，我的身体强烈地需求丈夫。
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肉体快感。我们以各种姿势和各种角度交合，几次冲上绝顶。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性格内向，从不曾那么贪婪地尝试花样翻新的体位，也没有体验过那般汹涌的冲顶之感。但在梦中我们一发不可遏止，简直如野兽一样地撕扭。
醒来时，四下一片黑暗，心情甚是奇妙。身体沉甸甸的，腰肢深处仍觉得有丈夫的阳物存在。胸口怦怦直跳，透不过气。我的那里也像性事过后一般湿漉漉的。感觉上那似乎不是做梦，而如真正的性茭那样真真切切。说来不好意思，我就势自蔚起来，因为那时我感觉的性欲实在过于强烈，必须使之平复下去。
之后我骑自行车赶到学校，带领孩子们去“木碗山”。在山路行走当中，我仍在体味性茭的余韵。闭上眼睛，子宫深处就能觉出丈夫She精，觉出丈夫射在子宫壁上。我在那种感觉中忘我地扑在丈夫背上不动，腿张得不能再大，脚腕缠住丈夫的大腿根。领孩子们爬山的路上，我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虚脱状态，或许可以说仍在做那场活生生的梦。
爬上山，到了要去的树林，就在大家马上要采蘑菇的时候，我陡然来了月经。不是该来的时间。十天前刚刚来过，再说我的月经周期本来十分正常。或许因做性梦而体内某部分功能受到刺激，致使月经失常。不管怎样都事出突然，我根本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何况又在山上。
我让孩子们暂时就地休息，一个人走进树林深处，用随身带的几块手巾作应急处置。出血量很大，弄得我手忙脚乱，但又想总可以坚持到返校时间。脑袋一阵发晕，没办法有条理地思考问题，而且心底涌起一股类似罪恶感的感觉——关于肆无忌惮的梦，关于自蔚，关于在孩子们面前沉湎于性幻想。本来对这类事我总的说来算是有较强自控力的。
我打算让孩子们适当采点蘑菇，尽快结束野外实习下山回去。回到学校总有办法可想。我坐在那里守望着孩子们分头采蘑菇，清点孩子们的脑袋数，注意不让谁离开我的视野。
不料，不久我蓦然回神，只见一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什么朝我走来。是叫中田的男孩儿。他手里拿的是我染了血的毛巾。我屏住呼吸，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已经把它扔得很远，扔到孩子们不大会去——即使去也不至于瞧见——的地方藏了起来。理所当然。毕竟那是作为女人最为害羞最不愿意被人看见的东西。我猜不出他怎么会找到的。
意识到时，我正在打那个孩子、打中田君。我抓住他的肩，一下接一下搧他的嘴巴，也许还喊叫了什么。我疯了，明显迷失了自我。我肯定羞愧难当惊慌失措。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打过孩子，在那里打人的不是我。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孩子们全都一动不动盯着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脸朝着这边。脸色铁青地站立着的我、被打倒在地的中田君、我染血的毛巾就在孩子们的眼前。好长时间我们就像冻僵在了那里，谁也不动，谁也不开口。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俨然青铜铸成的脸谱。树林笼罩在沉默之中，只闻鸟的叫声。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我想时间并不长。但在我的感觉里是永恒的时间，是自己被逼到世界最边缘的时间。我终于回到我自己身上。周围景物恢复了色彩。我把沾血的毛巾藏在身后，双手抱起倒在地上的中田君。抱得紧紧的，由衷地道歉。我说是老师不好原谅我吧。他也好像处于受惊状态，眼睛呆愣愣的，很难认为我说的会传入他的耳朵。我一边抱着他一边把脸转向其他学生，叫他们去采蘑菇。于是孩子们若无其事地继续采蘑菇。一切都那么异乎寻常，那么突如其来。
我紧紧抱着中田君，久久伫立不动。我真想就那样一死了之，真想遁去哪里。就在旁边那个世界上，一场凶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不知有多少人在接连死去。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我再也无从分辨。我目睹的风景真是正确的风景不成？我眼中的色彩真是正确的色彩不成？我耳闻的鸟鸣真是正确的鸟鸣不成……我在树林深处孑然一身，六神无主，子宫里有很多血在不断外流。我沉浸在恼怒、惊惧、羞愧之中。我哭了，不出声地静静、静静哭泣。
随后，孩子们的集体昏睡开始了。
我想您可以理解，这种露骨的话在军方人员面前是无法出口的。那是战争年代，是我们靠“门面”活着的年代。所以，我向大家讲述时省略了我来月经的部分和中田君捡来我沾血的毛巾我因而打了他的部分。前面我已说了，我因此担心那会给先生们的调查研究造成不小的障碍。现在能够这么毫无隐瞒地讲出来，我心里感到释然。
说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孩子们竟一个也不记得那件事。就是说，谁也不记得沾血的毛巾和我打中田君的事，那段记忆从所有孩子的脑袋里失落得一干二净。事后不久我曾就此婉转地问过每一个人。或许因为那时已经开始了集体性昏睡。
关于中田君，我想写几点作为班主任老师的感想。我也不知晓他后来情况如何。战后从问过我话的美国军官口中得知，中田被送去东京的军方医院，在那里也持续昏睡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恢复知觉，但更详细的情况未能使对方告诉我。当然，这方面的前后经过想必先生比我清楚。
您也知道，中田君是插到我班上的五名疏散儿童之一。五人中他成绩最好，脑袋也好使。相貌端庄，衣着利落，但性格温和，全然不出风头。课堂上基本不主动举手，而指名问到时回答都很正确，被征求意见时说得有条有理。无论哪一科都能当场领会所教内容。哪个班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即使放任不管也会不断用功，考进好的上一级学校，走上社会也会找到正确位置。天生优秀。
只是，作为教师发现他身上有几点叫人难以理解。主要是他有时候表现出一种类似淡漠的态度。多么难的课题他都能挑战，但即便成功了他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喜悦。没有奋力拼搏时粗重的喘息，没有屡受挫折的痛苦，没有叹息没有欢笑，就像是因为不得不为而姑且为之，无非得心应手地处理找到头上的事务而已，同工厂工人手拿螺丝刀逐一拧一下传送带传来的相同的零件螺丝是一回事。
我推测问题大约起因于家庭环境。当然，我不曾见过他东京的父母，准确的说不来，但在教师生涯中我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有能力的孩子有时因其有能力而一个又一个冲击本应由身边大人达成的目标，这样一来，就会由于过多处理眼前的现实性课题而渐渐失去其中作为孩子应有的新鲜的激动和成就感。处于如此环境的孩子，不久就将牢牢关闭心扉，将心情的自然流露封在里面，而重新开启这种关闭的心扉则需要漫长的岁月和努力。孩子们的心很柔弱，可以被扭曲成任何样子，而一旦扭曲变硬，就很难复原，很多时候都无可奈何。当然，这些是您的专业范围，无须我这样的人现在多嘴多舌。
另外一点，我不得不认为那里面有暴力的影子。我一再从他些微的表情和动作中感觉出稍纵即逝的惊惧，那是对于长期被施以暴力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反应。至于暴力是怎么一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他也是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能巧妙地使其“惊惧”躲开我们的眼睛，然而有什么发生之时，那肌肉隐隐的痉挛是无法掩饰的。我的推测是：多多少少存在家庭暴力。同孩子们日常接触起来，这点大致看得出。
农村家庭充满着暴力。父母差不多都是农民，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起早贪晚干活干得筋疲力尽，再说总要有酒入肚，难免发脾气。发脾气时总是动手快于动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从孩子的角度看来，多少挨点打也不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