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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将毒品藏入女人怀内，有的是“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身体的肛门内”，更有甚者将动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地域广阔而地理环境复杂的苏北根据地在面对行踪诡秘，隐蔽较深的毒贩和吸毒者时，如果单纯依靠边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查禁，显然是不能最有效的肃清根据地之毒祸，因此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禁毒。
一些军事性的群众组织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下，深入第一线直接参与禁毒工作。
为了加强对鸦片的价格垄断，日本鬼子对沦陷区鸦片实行专卖，并设有专门收购鸦片的贸易机构。
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
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
日军侵入江南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运输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
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军铁蹄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
罂栗花遍地开放，大烟馆比比皆是，瘾君子成群结队。
城市里几乎每天部发现四五具鸦片瘾者的尸体。
尤其是在冬春两季死亡最多，经常有汽车往外拉运尸体。
鸦片毒害从精神上严重摧残了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
许多吸食者在吞云吐雾之中不仅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财富和肉体，鹑衣鸠面，骨瘦如柴，而且泯灭了灵魂，丧失了人格，成为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日本统治者的“顺民”。
这将比死亡更为可怕。
第七十二章．顽强的生存能力
一．
这完全不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日本鬼子在亚洲犯有侵略，屠杀人民等滔天罪行，可是在历史上的更大罪恶，不仅和鸦片走私有关，其性质和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同一历史断面的任何国家。
上海成了走私鸦片的中心，有的是汪伪当局直接参加的，有的是汪伪当局明知不问，装看不见。
如果我们承认日本鬼子是以特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掠夺的侵略者，那么就不能不看到鸦片是侵略者麻醉人民的产物，
上海出现租界后，大批鸦片贩子在租界内公开出售鸦片，并转销中国各地。
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商行大致有四类：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烟馆。
大同行是专做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其中又分三种，一种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
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
三是英籍“白头行”，即头缠白布的英籍阿拉伯人开设的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小同行如同二道贩子，它向上家大同行购得鸦片后，再行零售，或转批给内地商贩，从###利。
第三类挑膏店，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鸦片吸食者的。
当时在上海最有名的当数九江路“广诚信”挑膏店，据说这里所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视为烟中上品。
至于烟馆，顾名思义，便是随时供人前来吸食鸦片的所在了。
这时期的上海租界，不问中外商人，均可公开贩卖鸦片，只是卖者得向租界当局缴付各种名目的捐税，并申领牌照。
因此，当时租界内外一片烟毒泛滥，走在路上，抬头可见挑膏店与烟馆。
坐落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江西路口装饰华丽的“南诚信”烟馆，在那时是十分著名的。福州路上的阆苑第一楼，还有“小广寒”等，则是书场兼烟馆。
此外，公共游乐场所也备有烟榻，随时可供人躺下吸食大烟。
因为有钱可赚，所以一些菜馆，茶馆也纷纷辟出烟间，供人酒余饭后过把瘾。
如四海升平楼，就是楼上喝茶，楼下做烟馆。
这时候，吸食鸦片已不仅是吸食者的肉体需要，它更成了一种时尚。
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掌故：“一个大户人家想为自己儿子寻门亲事，托到媒人时，媒人居然问：“你们的儿子能吸几两烟土？”
千万别以为这是媒人嫌大户人家的儿子吸鸦片而难找人家，恰恰相反—鸦片吸得越多，那就显示着你们的家产越大！
他们掌握地方帮派黑武装，同时又兼任上海商会会长。
“他们不但大量贩运鸦片，而且还在家族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南方各地。
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
二．
白丸，红丸两种毒品是生鸦片与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鸦片为主。
梭梭烟和嘈达两种毒品，因配以无水醋酸，已发生了化学变化，其主要成份当接近吗啡，应属于吗啡类毒品。
从梭梭烟和嘈达的吸食特点，吸食者生理变化看，也接近吗啡。
吗啡、海洛因及土产的梭梭烟，嘈达的生产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吗啡，海洛因的制造，生产，与封建军阀，腐败官吏，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庇护分不开的。
因为制造吗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他们于是勾结军政权要，由军政权要提供厂址和保护，秘密生产，销售。
吗啡，海洛因的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药品，因此初期的生产制造，往往需要聘请日本技师进行技术指导。
随着吗啡，海洛因制作技术的传播，在中国的鸦片产区，也发明了土产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烟，嘈达较著名。
从其生产过程，品质特点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吗啡。
梭梭烟和嘈达的发明，制作表明，中国的吸毒，制毒水平也有了独立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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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国产化的危害，使日本人更加有了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手段。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
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
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
鸦片烟土的价格昂贵，烟土以陈年旧货为上品，新产烟土火气太重，不宜吸食。
对此，吸食者都有体会，其成膏者，谓之福寿膏。
其未成膏者，谓之福浆。
其浆以罐盛埋土中，久则味胜夷产；若未久埋，则暴躁不堪吸食。
正因为陈年老土味道好，价钱高于新土，一些不法奸商贪图厚利，便用新装烟土掺入陈年老土之中，用新装烟土充陈货卖，欺骗瘾君子和烟商。
不仅烟商们以假充真，连汪伪当局在禁毒销烟时，也玩掉包，以假货充烟土，销毁假货，留下烟土，牟取不义之财。
但从鸦片传入中国后，个人走私和烟帮武装贩运始终未曾停止，无论是清廷，民国禁烟，还是开禁，走私和武装贩烟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因为走私和武装贩运，可以逃避关卡抽税，可以牟取更大的利益。
所以，虽然官府，警察，军队围追堵截，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走私和烟帮贩运仍一如继往，照常进行，甚至手法越来越高明，规模也越来越大。
第七十三章．冒险家的乐园
一．
江运青红帮虽然携带长短武器，然而他们却小心谨慎，尽量不与当时的缉私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他们多沿原商路左右穿插而行，按土客马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
如在途经有缉私部队的哨卡以南面方向地带时，青红帮众昼伏夜出，看东北方向的亮星走，不至于迷路。
青红帮则给他们一点好处，就可以安全通过。
万一同缉私队发生枪战，青红帮也不愿与他们结下深仇，只打马不打人，或枪打指挥军官，便于乘乱逃跑。
青红帮与保安巡逻队遭遇，他们开枪打死了保安巡逻队队长后，乘混乱之际逃走。
鸦片贩运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业，因此，外国一些洋行的老板们发财以后，往往携带 大量财富回国，购置田产，开办工商企业，企图使自己变成绅士。
一些洋行则扭转经营重点，通过经营合法而体面的产业，遮盖其邪恶的生意，以树立新的形象。
这一切似乎说明，鸦片经营者在致富时不顾道德，良心，通过销售害人的鸦片发不义之财，但他们的灵魂也遭受着正义之剑的审判，难于心安理得。
然而，道德之审判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大鸦片贩子有钱以后，才幻想打扮一下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们在贩卖鸦片之时，却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多销售，多让人们吸食。
正因如此，有些鸦片贩子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
像饮酒一样，只是个人的小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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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
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
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
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
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
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吃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自蔚的心理。
二．
在鸦片烟毒走私贩卖活动中，大多有黑社会组织和地霸恶势力介入。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孳生场所。
在旧中国，大多数黑社会组织和封建地霸势力都靠贩卖鸦片烟毒攫取钱财，他们共同结成团伙，称霸一方，手段狡猾，并且与政府官方相勾结，走私贩卖鸦片烟土等活动很难受到惩治。
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公开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