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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受降仪式全部结束。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等退席。
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完成。
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9月11日，全部美式装备；军容盛大整齐的新六军正式从中华东门开进南京市区。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她们所率领的军统女子别动队也行进新六军的序列里；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9月17日，新六军在南京接收日军投降工作部署完毕。
原在南京城区及外围投降日军，分别在中方所指定地点；汤山；仙鹤门；栖霞镇等地集中，分批自动缴交武器。
20日，南京城内已无骑马；带枪；佩刀的日军官兵出现。
但受降具体事宜任重道远。
第一二一章。 集权机构的核心
一。
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
因为首先，从当时所处的地位来看，它是蒋身边的一个最亲信的保密工作单位，目标是很显著的。
其次，它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实际权力的机构，其顶头上司又是国民党中沂称“最高领袖”的蒋介石。
凡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面工作的党，政，军各界，以及直接同蒋接触的各方面朝野人士，有很多人都曾和它发生过联系。
在解放前，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特殊机构，成为众目睽睽，自是可以理解的了。
蒋介石的侍从室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是为了蒋个人的政治目的和需要，组织起来的一个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发展扩大，从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处，扩增到3 个处，编制和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周密了。
这一时期是这个机构发展的重要阶段。
侍从室人员精于，业务集中。
因为它随时准备跟随蒋出发到各地活动。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如果机构庞大了，运用就不灵活，而，住也不便于掌握。
从两处主管的业务重点看来，侍一处的第二组，最多只有三四个参谋人员，待二处的第四组也只有两三个秘书人员，两组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从侍从室改组后，这两个组的负责人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它是多么重视了。
第二组组长是由钱大钧自己兼任的，第四组组长是由政学系政客杨永泰一手培养起来的得力助手董方担任的。
因而这两个组也就形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的核心。
在后来1946年，侍从人员先后由重庆所谓还都南京，这时的侍从室所属单位已改为参军处；文官处，参军长商震；文官长吴昆昌，设在长江路。
侍卫长室也改为警卫室，主任是黄埔军校二期生黎铁汉，随蒋的官邸，设在紫金山麓的香林寺。
蒋介石有时到官邸各办公室巡视。
1946年的一天，蒋在侍卫官护卫下，走进香林寺附近的国防部电台，他看到发报机上有灰尘，就责问电台台长几天擦一次，台长回答，每天小擦，一星期大擦洗，蒋介石拖着台长的右食指在发报机上划，满指是灰尘，便怒目责怪他不诚实，马上下令把少将台长禁闭起来。
南京气候干燥多灰尘，在场的人都知道台长说的是实话，但谁也不敢代其解说。
二．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
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至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工作，则由两处“主任”直接对蒋负责。
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个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
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特别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后，他们对中，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
整理，运用。
这两大变化把侍从室真正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权机构，也把侍二处进一步变成了这个集权机构的核心。
从此，陈布雷通过侍六组这一个特务统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介入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侍二处确实成为国民党权力机器中最有效率的办事机构。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受在南京授降仪式结束后，由于她们出色的表现被安排到了侍二处的侍六组。
这也是有人梦想把别动队从她们手中夺走，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陈颖弘出乎意料地说服了唐纵，终于保住了大部分别动队员，并改变了番号，成了侍二处的秘密直属特别部队。
事情交给其他部门处理，往往是“娘希匹”，只有开场，没有终场，只有交给侍二处办理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
于是，凡是有重大事项，蒋大都只肯交给侍二处办理。
追根溯源，侍二处的办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侍六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侍六组，亦即侍从室情报组成立前，蒋介石掌握军统，中统情报的传递渠道分别是侍二组与侍四组。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侍二组与侍四组对军统，中统情报大都是照收照转，原汁原味地往蒋介石手上一送，便算了事，不存在综合，分析等去粗取精的问题。
而且，真正重要的情报大都由特务头子戴笠或徐恩曾谒蒋面报或直接封送蒋的案头。
这时候，侍从室往往也就成了空心大萝卜。
第一二二章。 放言极谏讲真话
一。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
然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大。
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时，无不多方揣摩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
就以文件呈核来说；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自然有限。
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
超过这个数字，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
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
一方面，下面送来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
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爽：谁重要，谁不重要。
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本人欲其少。
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往往因此而得罪那些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侍从室要求严格，凡人侍从室的人，品行，仪表要端正，要具有军事学历和部队阅历。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者，需参加笔试；口试，并要求有一定来历。
初进人员要先在第二处上校秘书沈昌焕处领取《曾文正公家 书》全集及《圣经》，平时要熟读。
因蒋介石欣赏曾国藩教子；持家；忠孝仁爱的儒家思想，所以要求侍从人员必读。
每逢星期天有基督教的牧师来讲《圣经》，必须去听讲和祈祷。
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她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她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
这是陈颖弘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官邸派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
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
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
以陈颖弘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持有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
像她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
然而，陈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年轻女人的魅力，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陈颖弘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溜须悦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
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
她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陈颖弘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
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陈颖弘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
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也就使得蒋，陈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而增加额外的精神负担。
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陈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
从这方面来说，陈颖弘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情报专家”。
二．
每星期一为休假日。
轮到休息日，前一天下午3点离队，第三日上午10点前归队，不能误时。每日除三餐外，必须随叫随到。
在侍从室，要求虽然严格，但在各种生活待遇上，则较外单位为优，服装；鞋袜均由军需署供应。
月薪也较外单位优厚，例如一个中校军衔，月薪是17万法币，再外加三分之一，共23万元，以当时物价来讲，生活是优裕的。
休假日，去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必花钱，而且在座位上受到优待，乘公交汽车不用排队买票先上车。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
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陆军宫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
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2 / 3 ，作为津贴，并且宫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
侍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
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平时一律著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