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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因为王志强对我太在乎了，他的每一封长信，每一个长途电话，他见到我时的那份害羞与狂喜，他爱我，他是真的爱我。找一个你爱的男人不如找一个爱你的男人，我即冷静又盲目。三月认识，四月分手，六月重逢，七月，我就和王志强拿了结婚证。
但是一纸结婚证，控不了我的心。我心想着南方，我怀念那地方，我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并答应父母，答应王志强，在九五年的元月十八日，回来与他举行结婚仪式。
七月去广西，九月回来，十月又去，到了十一二月，却怎么也不想再回来。
如果我那时候坚持着不回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用杨老师的话说：“你那时候不回来，到现在，绝对是功成名就，钱也有了，名也有了，长篇小说早就是一部接一部了。”
长篇小说能否一部接一部，这我不知道，名会不会有，这我也不知道，但我绝对会有钱，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
从十二月开始，父母一天一个电话，王志强一天一封信，一起的老乡们都劝我回来，有人甚至把结婚的礼钱都送给我了。卜一更是毫不客气，他出差到湛江的时候，就把我塞进他的车里面，在湛江办完事，他又押犯人似的，陪我一起飞广州，在广州，又陪我到白马市场选购结婚的礼物，然后，陪我到白云机场，陪我进候机厅，又板着脸，让我自己去换登机牌，买保险，托运行李，快到点了，他看着我进检验门，我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那时候，离愁别绪被一个人坐飞机的感觉给冲淡了，我回头只是为了观察他的表情，他是个活泼快乐能干又幽默的男人，但是那一天他却一直很严肃，板着脸，只到最后，我要拐弯时，他才无言地扬起手，冲我轻轻挥了挥。我无忧无愁的冲他傻笑一下，再回头时，就看不见他了。
离愁别绪还没有泛起，就又被行李检查给压了下去。我随身携带的小行李中，有一根准备送给王志强的BP机链子，不知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地做的，反正不是纯银的。我的行李老是叫，老是叫，连检验人员都觉得奇怪，有几个好事的旅客都围在那里观看，我开始还觉得好玩，后来就紧张了，把平常吃饭用的不锈钢饭碗和勺子拿出来，再检验，不行，还是叫，把放在钱包里面的金戒指金耳环拿出来，也还是不行，反正是检查了好多遍，始终都不能通过，最后，我把行李全部倒出来，缩在提包一角的BP机链子也软耸耸地滚出来，再检验，好了，原来是这根链子在作怪。
链子上的纯银标签还在，漂亮的女检验员拿起来看了看，微笑着说：“你这不是纯银的吧？”
“嗯，买上当了。”
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与王志强的爱情，就像这根BP机链子一样，因为缺少慧眼，它可能会浪费我们的许多东西，比如说青春，比如说热情。
我在买这根链子的时候，确实是精心挑选过的。
但它只带给我麻烦，并没有带给我美好的情感。
像所有快要结婚的人们那样，王志强在我回来之后，就积极地热情洋溢地和我商量着，置办结婚用具。我有钱，但什么都不想买。我不想结婚，不想结婚，在我快要举行婚礼仪式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一天强似一天地不想结婚。我对王志强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他拿到我这里的东西我想摔就摔，想扔就扔，我不愿跟他睡在一个床上，从每天都要冲凉的南方回到这天寒地冻的鄂西北，回到这个在冬天即使再讲究再有钱的人也不可能天天洗澡的地方，我觉得王志强浑身上下都臭烘烘的，脏兮兮的，我很烦，无缘无故，横看坚看他都不顺眼。
我在最不愿意结婚的时候，结了婚。
我法律观念淡泊，要不，我就不会和他拿结婚证。在我的观念里，拿结婚证不要紧，那只是一张纸，要紧的是举行仪式，仪式一举行，亲朋好友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结了婚……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举行结婚仪式，这才是真正的结婚。
我记得我那时曾歇斯底里地叫：“我不跟你结婚！我不跟你结婚！你走吧！你住在我这里算什么？”
王志强那时的脾气真的好极了，无论我怎样疯狂，无论我怎样侮辱他，折磨他，冷落他，他都一声不吭，默默无言，该怎么做，他还是照样地去做。
婚礼一天天地逼近了，我像一只困兽，终于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了，再加上父母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要死要活，我终于屈服，麻木不仁地跟着他们去买东西。
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的，直到按照农村的规矩，他把我从小镇上的父母家里，接到城关他的父母家里，一切都是传统的，古朴又世俗的，红包、红衣服、红喜字、陈少华、余仕华、柳勇，他们三个都兴高采烈的自称是“红爷”，拼命地喝酒，闹酒，王志强的公司里来了一百多人，用大客车跑了两趟。在王志强这边，一切都是风光的，体面的，我也不能再寒着脸。只有皮笑肉不笑，吃饭、斟酒，给小孩子们红包，接受他的朋友们真善热情的祝福……
生米做成熟饭，认命吧。
在我父母的眼里，王志强十全十美，在世俗所有人的眼里，我嫁给王志强，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家庭，也应该是十全十美。
不错，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王志强确实是优秀的，可是我见了世面了，开了眼界了，我看见南方那些男人，十几二十岁，就已经是生意场上的老手，卜一的那些朋友，都不过三十岁左右，却已经是拥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楼房自己的小车自己的一切了。
我想过的是南方那种生活，跟我们这里的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永远都不可能一样。
又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直把心留在那里，而只带了肉体回来。我浑浑噩噩地活，浑浑噩噩地过，过完春节，按照合同，我还要到南方再去几个月。王志强不愧是做过人事科点，他越俎代殖，找我们的馆长谈话，取消了我的留职停薪合同。馆长又找找谈话，我的父母也较硬兼施，最后，我再一次屈服。
但是我不愿跟王志强在一起生活，真的，我不愿跟他一起生活，为了避开他，也为了避开那越来越没道理的补丈任务，我主动请缨，到小康工作队，去了那谁都不愿意去的农村。从花花世界的南方，到这连鬼都嫌贫穷荒凉的小山村，我的心彻底冰凉，变成死灰。
小康工作队是一种政治形式，在这偏远的地方，我努力让自己的一颗心变得安宁。
帮助农民奔小康，我想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有呆在那间冬天寒冷夏天炎热且有蚊子跳蚤蟑螂等乱七八糟的小动物常常出没的老房子里，一边调整自己，一边准备著书立说。
一年很快就稀里糊涂地完了，一年过了，却什么收获都没有，小康工作队没有给我什么好的评语，我自己要写的书也没有写出来。心没有安定，身却受一次摧残。一月半月回文化馆一次，王志强像所有新婚的男人那样，如饥似渴又理直气壮地折腾我，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需要过，也没有认真过，但王志强却还是在我的身体里，播下了一粒幼芽。
可以说，从拿结婚证那一天起，我就想过要和他离婚，及至到了麻木不仁地和他举行完仪式，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和他离婚，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颗幼芽在我的肚子里生长，我必须扼杀它，扼杀它，以绝后患。
王志强才不心痛我，他开始恨我，而我，却更恨他。
一九九六年开始了，九六年是最惨痛的一年。王志强所在的公司彻底垮台，他们的车间T房办公室，统统都被法院贴上了封条，就连承包给个人的他们厂里的汽车，在街上跑着跑着，也被交警拦住，让法院带走，封起来。
我开始关心社会，关心国有企业，关心下岗工人，而且现在文坛上，也正流行着企业小说，下岗小说。我开始做为一个成熟的女人，认真地生活。我认真地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我也开始关心王志强，关心他们的厂，关心他的工作。
王志强开始在变，他的变化很明显，他不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变，他像是一个站在山上的人，山塌了，他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
除了那个厂长兼经理兼董事长，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们厂所处的困境，工行、农行、建行，他们欠了一摞摞债，还莫说那些台老实实的根本不懂什么叫股份制企业的小股东们。
我劝王志强早点儿离开那个鬼厂，另择高枝，他不，他坚信，只要再贷到一笔款，他们厂一定还能行，一定能行。
我长这么大，除了看王志强不准，看别的人，我是一眼就能定乾坤的。我说不行，他们厂绝对没救了，事实证明，我的话对了。
我见过他们的一把手——周士力，周厂长、周经理、周董，党外知名人士，市政协常委。王志强对他即盲崇又盲从，说他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说他父亲在美国，曾给他寄了一百万美元回来。周董这人可想而知，又有钱又有本事，他当厂长经理，什么都不为，就为了干一番事业，而我，却怀疑他们从银行贷来的钱，绝大部分都被这个“大资本家的儿子”化为私有了。
至于那个美国的大资本家，以及一百万美元，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王志强既善良，又老实，他那点儿心眼，跟着“揍死你”，绝对没有好下场，我力劝他辞去这份工作，我们另辟蹊径，他不。好在没多久，周董就为了一些小事情，一连伤了王志强几次心，当法院将他们的公司贴上封条以后，没过多久，王志强就真正地失业了。
我一直以为，市有关部门会对他们厂进行清查，但一年两年过去了，他们不了了之，工人们做鸟兽散，周董还进过一次班房，王志强狠着心，没去看他，不到半个月，周董从班房出来，照样出席政协会议，照相上电视……
王志强离开他，离并了那个奋斗了八年的地方。他恋恋不舍，长嘘短叹，对新的生活，没憧憬，也没打算。
这个时候，我再和他说离婚，那简直是太不人道了。我开始耐着性子，帮他排忧解愁，帮他为了新的事业而出谋划策，我指给他很多路，那大多是书上看来的，我满腔热血，而他，都—一冷静的否决了。
他慢慢地消沉，我发现，对于男人，还是事业最重要，我那时和他结婚，闹那么凶，也没见他像现在这样，如此消沉，颓废，与以前完全是两个人。
九六年也是稀里糊涂地过来的，这一年，我在文学上不但没有起色，而且。与同层次的人相比，反而还倒退了。我心里急，脸上却没法表现出来，两个人的事业都隐入低谷和泥淖，疲惫的心也就懒得再为爱情婚姻而争吵。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才结完婚时，我们还共同存下一万元钱，可是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再存进去一分，相反还把以往的积蓄全部花光花完。
这没有钱的日子实在是没法过。我已经死了离婚的心，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我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与王志强这一生不可能离婚。王志强很倔，他认定的事，谁也不可能改变他，只要他不答应离，这一生，我都拿他没有办法。除非，他某一天发达，像许多发达的男人那样，他真正厌倦我，抛弃我——非得等到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