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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人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还是幸好,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出来之前,我对进城做工有着特别的渴望,却苦苦求之不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矿区当上了煤矿工人,我欣喜异常,如同获得新生一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在矿区当工人时,我也遇到过一些人生的挫折。母亲知道后,让人给我带信儿,要求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再回老家,要是回到老家,再想出去就难了。这些深切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使我对千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有着感同身受贴心贴肺般的理解,我相信我能够写好他们。
我把人物的舞台放在煤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但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这样说会给人一种行业感,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我更愿意把她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至于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燃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2005年9月30日,(国庆前夕,秋雨淅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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