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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激于一腔抗日热忱和对南京军政当局的痛愤，通电全国各界：“……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已后援不继。自2月11日，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日两军停战。
南京方面目然早就盼着能停火歇兵，东京鉴于上海一月之苦战，也不愿再碰顽强的19路军和第5军。双方遂各据现地，转入防御警戒。
上海战火在燃烧了1个多月后，终于渐渐收住势头，熄灭下去。但大上海，已是满目疮痍。
结局虽然沉重，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参战将领觉得上海一战不虚此行。全军官兵用爱国热血向世人昭示，中国人决不甘于受亡国之辱，他们有能力与现代化日军争锋较量。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勇敢无畏和献身精神。美国博物馆出于对第19路军的敬意，特将一顶官兵们随身背带的斗笠收藏于馆中。
但真正让中国将士感动而心慰的，是海内外中国人对这些敢于抗战的勇士的崇敬和支持。1月30日上午，沪战正激烈时，“国母”宋庆龄及何香凝女士冒着战火前往真如慰问官兵。眼见19路军负伤官兵置身冬日的街头，两位女士焦急、心疼。她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方呼吁，并亲自组织，一天功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女士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数月得不到军政部军需品的19路军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弄清缘由，她没多说话，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上海的姐妹父老立刻动了起来，仅仅5天，3万多套崭新的棉衣棉裤便送到了前线官兵手中。在这方面，上海民众远比官僚的军政部效率高，这让蒋、蔡二将军感动不已。
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来到真如第19路军指挥部，把随来的200多名童子军，交19路军指挥。他们在19路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
最令19路军感动、也最令19路军愤慨的，是海内外爱国人士捐赠款项一事。各界人士感激19路军为国家争国格而奋起抗战，为奖励有功官兵、抚恤阵亡烈士，购买军需物品，前后捐赠款项达700余万元。19路军用泪、用血、用生命换来的这几百万元原本只能表示国人对英雄的一片心意。想不到，军政部却惦念上这笔款项了。
当时，第19路军已有8个月没从军政部领到军饷了。当他们在发饷日子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手里不是很有钱吗？！念你们是抗日英雄，准你们从捐款中支出600万作过去所欠军饷，余数上缴。”
以社会捐款充军饷，这大概在哪国军队中也闻所未闻。但身知自己处境的19路军用钱太急，总不能让官兵们近一年里得不到一个大子儿，他们中许多人是要养活战乱中的家小的。蒋光鼐、蔡廷锴琢磨再三，最后只能让军政部“宰”这一刀。但百余万余款他们决不相让，坚持用作伤残官兵和阵亡将士生活、抚恤之用。
大概军政部的人也觉得与那些血洒疆场的亡灵争这笔钱心中有愧，只能答应了19路军的要求。
蒋、蔡二将军保住了这笔浸透着鲜血和爱心的捐款，但他们心里却在流泪、流血。战场上，他们是硬汉子，他们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威武和仇恨。但退到后方，他们却时常想落泪，尤其是想起昔日朝夕相处而今却不知魂系何方的弟兄，想起那些身为官兵父母官的统帅。
大丈夫宁流血不流泪，但世事不恭却让他们寒透了心，有时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
1932年5月5日，在英国公使兰普逊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上海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淞沪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依此条约，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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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闻名的东方名城，却随着条约签署，实际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1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功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掉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会战平静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
1933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麻烦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各地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一切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渡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东北的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1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正，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均。顾维均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靠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有机会多次面见蒋介石，但从蒋那里，他看到的是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冷漠，初时，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虽奉中央命没有抵抗，但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均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均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均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均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高潮。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摄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