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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西安事变后他在软禁中静下心来反复思索，这才真正发现在蒋介石眼中只有永久的利益而根本就没有永久的朋友。蒋这几年真是实实在在地利用了他，使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那时的他对一切已无能为力了，只是在冤屈难平中感叹蒋政治手腕的高明。
如果仅把张学良当初听命中央完全归结为从蒋介石手中获益甚丰及对蒋的信赖，似乎还缺少些什么。对坐镇六省二市，统兵数10万的实力人物张学良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故乡，也是自己实力范围的东北，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如要挑起争端，则可能导致大的战争。而日军虽然在东北兵力不多，但其国内兵力源源而至，则绝非东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当初改旗易帜，他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如今东北既已听命于中央，则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应有个整体考虑。而且日本人的不可一世、恃强骄横，更使怀有杀父之仇的张怒不可遏。他觉得，东北军如与中央和为一体，则更能增强力量与日本人抗衡，彻底打破日本人图谋东北的野心，所以遇事应听候中央指示。此外，当时的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较大幻想，认为国联绝不会听任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国联放纵日本使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则世界各国会怎样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不能坐视这则公约成为废纸的。这些，都使拥有重兵犹豫未定的张学良被捆住了手脚，造成了令他终身难以挽回的遗憾。
对这些，王以哲当然无从知晓，他只觉得这种事靠外交解决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他是一个军人、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他所需要的，只是军队力量的强盛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印度的事业你知道吗？”望着沉默无言的王以哲，少帅言犹未尽地问道。
“知道一点儿。”王以哲心中不免有些纳闷。
“蒋要我多研究研究印度，效法圣雄甘地。对日本人就像甘地对英国人一样，采取不合作的办法。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办法。争取公理，留待国联裁决。”
张学良一时又有些神情黯然，“我原想回关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还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张辅帅、藏主席商量。”
王以哲退出协和医院后，一阵失望、凄然之感涌上心头。东北军坐镇一方，几十年征战，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却要外国人来保护。大帅要是地下有灵，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唉，让我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待。
果然，军官会上，王以哲话没说完众人就先炸了锅：“遭受日本人攻击，不抵抗怎么能成呢？这不让我们睁着眼等死吗？”
“军人打仗就是要尽用手中武器。不还击，不抵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见众人群情激奋，王以哲站起来摆了摆手，重复道：“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法子？我们要绝对服从，不要再为难副司令了。”
年轻气盛的旅部朱参谋站起来说道：“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可敌人来了，我们还走得了吗？走不了只有起来应战，应战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认为众人说的有理，一时颇感为难。沉思良久，咬着牙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来个见机行事。敌人来了我们就跑，实在不行也可以开枪迎击。但要保证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必要时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众人一时相对无言，表情复杂。既然旅长已经担了责任，做了退让，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命令总归是命令，军人对命令是没什么价钱可讲的。
会就这样有些沉闷地散了。
可赵镇藩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运军火，大搞演习，还给在乡军人及日侨发放武器，大事训练，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而7旅却被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连个整体计划都搞不出来。战事在即，何谈动员战备、筹措物资，更别说进入戒备状态了。看着周围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劲轰然鸣叫的坦克，再看看7旅和东北军各部队太平无事的样子，看看奉天城一片祥和、毫无大战在即的气氛，赵镇藩心中是千般焦急，万缕悲哀。
越想越烦，赵镇藩索性出了屋子，信步来到了大营院里。
脚还没站稳，大营西南方“轰”的一声巨响使他一惊，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
听声音像是在铁路方向，怎么这么响？凭着他多年的战场经验，他立刻辨别出这不是炮声。旅长不在，今天可大意不得。
自上次会议之后，赵镇藩时刻都有种惴惴不安之感，担心着哪一天一场横祸会突然降临到7旅头上。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事情发生，7旅必然首当其冲。尤其是今晚，他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了。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东北的军、政、财根基在奉天城，奉天城几十万东北父老和7旅上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今天可都攒在我赵镇藩的手中，他感到了自己肩头的份量。想到这，他转身快步进了屋里，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值星官，我是赵镇藩。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放下电话，赵镇藩轻轻吁了口气，暗自思忖道：想来日本人还不会这么快就动手吧。上午日军第2师团33联队长村田大佐来探访的事又浮现在眼前。
村田与赵镇蕃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听说村田的到来，赵镇藩止不住心里一阵嘀咕：“现在日军调动繁忙、演习频频，他此刻怎么会到大营来？”
会客室里，村田屁股还没落座，就似有所指地问道：“赵参谋长近来很忙吧？”
“哪里，还是老样子。近来贵军倒是活动频繁。不知队长今天忙中得闲，到此有何贵干？”赵镇藩心里明白，村田此刻是绝没有闲心出来访友叙旧的，所以也懒得跟他兜圈子。
“啊，敝人有些事想跟王旅长商量商量，王旅长呢？”
“噢，王旅长有些公事出去了，队长有什么事可否先跟我赵某说说？”赵镇藩点了村田的将，两道锐目直视对方。
村田干笑了两声，给自己顺了个台阶，“那里，那里，赵参谋长见外了，是这么回事，这些天来咱们之间多事，容易产生误会，发生些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历来相处得还是不错的嘛，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故，我希望事态不要扩大。”村田莫测高深地盯着赵镇藩说道。
……
想到此，赵镇藩心里又踏实了一些，与其说踏实，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解脱，希望日本人行动不至于太快。
突然，又是“轰、轰”两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望着窗外的火光和涌起的团团浓烟，赵镇藩的心忽悠一下沉了下去。不好，像是军士队营房被炮火击中了。他妈的这些小日本，真的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这时，传令兵冲了进来：“参座，日本人炮击大营了，另得报，日本人越过铁路，向大营冲来。”
赵镇藩一时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认为还是先叫旅长速回大营再说。转身进屋，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奉天三经路王旅长家。”
“旅长吗？我是赵镇藩，日本人动手了，对！我刚得到消息，日本人炮击了大营，似又有步兵向这边冲来，你看怎么办？”
“老弟，沉住气。你把队伍先集合起来，等我的话。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千万别随便开枪。我这就去找荣参谋长。”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等我见了荣参谋长后再说。”说完扣上了电话。
赵镇藩就觉得心底一股无名火在往上窜。沉住气，说得倒轻巧，现在火烧眉毛了，却连打与不打都定不下来，叫我怎么沉得住气。你旅长向全旅官兵规定过：非常时期，官兵一律不得在外宿夜，可你倒溜回家里。“不准开枪”，现在开枪开炮的不是我而是日本人。
尽管委屈，但他知道现在抱怨起不了丝毫作用。放下电话，他急忙喊道：“传令兵，传我的令，各团立即集合。不准开枪，等候命令。”
他点上支烟，急急地抽了两口，头脑略冷静了一些。他感到与其在这等着，不如自己直接联系，他操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司令长官公署荣参谋长。”
沈阳：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这几天真是有点忙昏了头。少帅在北平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十几天前就回锦州小岭子私第为父奔丧，至今未归。只有荣臻与（辽宁）省主席藏士毅、外交特派员王境寰全权处理东北的军政、外交事务。虽说是3人，可离开荣臻什么事也办不成。偏偏最近的公事、私事又接连不断，令他难有片刻闲暇。其中最令他头痛的，还是那扯个没完没了的“中村事件”，几次耐下心来与日本驻奉天的领事们和关东军代表谈判此事，可日本人不顾事实，强辞夺理，致使屡次谈判都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可日本人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强梗，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而对反复无常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失去耐心。这时候，偏偏又遇上老爷子的寿诞，17、18日两天来，整个荣府张灯结彩，贺声不断，车来人往，片刻不闲。既要应酬前来祝寿的大员、显贵，还要添置香案、陪堂会戏，博得老寿星的欢心。为此，他专门请来了京韵鼓王张筱轩，他的戏可是者爷子早就点下的，岂能扫老寿星的兴。餐宴宾朋佳丽更使荣臻感到难于应付。这不，都晚上10点多了，整个荣府还是烟雾缭绕，灯光通明，佳丽的哆哆声、洗牌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丝毫没有兴尽告返之意。
荣臻应酬于宾朋贵友之间，一会儿东厅，一会儿中寿堂，忙得个不亦乐乎。这时副官急步走近他，低声道：“参谋长，出大事了，日本人抱击了北大营。赵镇藩来电话告急，请参谋长速到公署。”
荣臻一阵心惊，所有豪兴雅致一扫而光。
车到公署，荣臻急步下了车。典雅、富丽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
进入灯火通明的屋里，藏士毅、李济川等一批东北军、政官员站起身，围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荣臻不待对方开口便抢先问道。
“刚才7旅赵参谋长报告，大约10点半左右听见大营西南方一声巨响，情况不明。时隔不久，日本人向北大营连开数炮，而且有步兵越过铁路向大营冲去。”
“日本人方面有什么消息？”荣臻想了想问道。
“下午和林总领事谈完后再没接到任何通告。”
荣臻转过身去没再吭声，他意识到可能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了。日本人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不说，几个主要长官也都不在位。即使关外剩下的这些部队也完全分散在东三省各地，完全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更要命的是那顶“不得抵抗”的紧箍咒，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荣臻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仗，经历过这种局面，“灵活处置”，说起来容易，怎么个灵活法？更何况对手还是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