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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蒋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要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那种和平，他是在坚持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的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他为和平解决提出了4条最低条件：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27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还是借机对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决不屈服的立场，他接着又指出：“这4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留给他的，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受军部左右的日本近卫首相，非但没有表现出其家族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辜负了日本万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约军部的重托。
从事件一开始，他就完全慑服于军部的高压，公然倒向了军部一边。近卫1月前上台组阁时留给人们的清新超脱之感，一夜间便被日军军刀的血腥气冲得无影无踪。
就在蒋介石17日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
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严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介石自然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逼，威胁说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要求，何应钦当即予以驳回，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日本武官杨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月19R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祗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痛苦几年，痛定思痛，蒋介石终于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要抗战了。
如果说昔日东北三省的沦陷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今日日本人把战火燃向华北，燃向关内，就决不再是华北的问题。
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今日的东北和华北，蒋介石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台或成为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都是至死难以接受的。
就蒋本人来说，不少史学家认为他从小就孤傲、倔强，从来不愿受人管束，今日又贵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和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日后谈及对蒋的印象时，称：“他（指蒋）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蒋介石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梗着脖颈的蒋介石为着自己的统治可能失掉一时的傲气和民族优越感，但当这一切的根本受到威胁时，他那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感情终将爆发出来，对这些，日本人过去并未真正领教过。
另外，从当时的情形看，蒋介石再想采取“不抵抗”政策，也为形势所不许。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看穿了日本侵略、灭亡中国的野心，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必须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红军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红军将士愿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奋勇杀敌。
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赴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商谈有关红军开赴平绥线担任作战任务的问题，并愿以一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游击，配合正面战场，“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地完成国家给予的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组织、战地服务团，捐款生产，慰劳伤员。
许多受国将领请缨杀敌，挥师荡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抗日洪流。
蒋介石在日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抗日呼声铺天盖地的势头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定操起平倭之剑，回击日本的野蛮侵略。
17日，国共双方开始在庐山举行谈判。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语气悲壮地宣称：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抗战决心已下，但蒋介石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
他面对的倭寇毕竟很强大，陆军属世界强国，海军列世界第三，空军虽未单独列出军种，但分在陆、海军中的数千架飞机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日本，当时在亚洲是令任何国家生畏的一只“倭脚虎”。
面对这样的对手，蒋介石难免发怵。但老虎要吃人，不自卫也没办法，他没有选择，因而只能操起当时尚未铸造完毕的平倭之剑。
早在1935年，蒋介石逐渐稳定了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后，眼见西方诸国纷纷套购中国银元，转嫁经济危机，遂在英国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废两改圆”用法币。
此举不但加强了南京中央政府混乱的金融，而且加强了对各地的统治，因而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靠此基础，并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南京政府购进大批新式武器，进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为了加强部队的装备以备对日抗战，1936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个陆军整理处，以少壮派军事干将陈诚为主任，负责进行陆军的整顿和装备工作，预计到1938年完成60个调整师。
经过整编的调整师，人员和武器装备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
“七？七”事变爆发前，隶属国民政府的182个步兵师中，只有50个师整编完毕，而且因中国工业落后，所谓调整师也只充实了部分近战武器。受外汇限制，从海外进口火炮计划多未完成。
此外，直属军政部的还有炮兵旅4个，战车约600辆，以及高射炮部队等。
当时，说中国军庞大不假。抗日战争爆发前，属于国民政府的陆军，其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高达170余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部队纷纷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开赴抗日战场，蒋介石嫡系部队也扩大编制，很快，总兵力达到200万人。
中国的海军经蒋介石多年经营，在抗战前已有舰艇100艘，总计为7万吨，计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舰及运输船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一舰队系沿海舰队，第二舰队系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三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四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但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舰艇大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与日本现代化舰队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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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以东北空军为强，“九？一八”事变，数百架战机却均落入日本人之手。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为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作战，始积极组建空军。截至“九？一八”事变，已有飞机100余架。因战斗力弱，1932年的淤沪会战和这之后的长城诸役均远飞后方避战。从1933年起，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拟定了建设空军三年计划，在杭州设立航空总校，于洛阳、广州、龙州设立分校，培养驾驶员和地勤人员，并从美国和意大利进口飞机，空军始初具规模。1936年夏，蒋介石搞垮陈济棠，吞并了广东飞机100余架。当年冬，蒋介石50寿辰之际，发动全国各界献机祝寿，又得飞机100余架。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空军飞机数目计：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从国外进口而来。但与日本人数千架精良的战机相比，中国空军仍显逊色。
从总体上说，蒋介石对自己手下庞大的军队是既寄予厚望，又深感难以倚重，尤其还有一种难以意会的内部因素。
中国广阔的幅员和交通不便，长期来造成了各地军阀的武装割据，中国对外宣称早已统一，但中国军队离统一还相去甚远。
当时，蒋介石要想调两广或四川的军队，不知要费多大的劲，还未必能办成。
因此，在中国近200万的庞大军队中，从北伐起跟随蒋和被战败而改编为中央军的30个师以及大量的军阀部队，蒋介石调动、使用均感困难。这些部队难调、难用且不说，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强否也成疑问。当时，这些受制于某一军阀的私人部队有自己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带领，并有完全不同于中央军的独立的军需制度，而且编制也不统一，光一般的师就有甲、乙、丙三种师之别。更令蒋介石沮丧的是，这些部队的装备太差，武器装备千差万别。当时一般说来，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装备较好，旁系军队既得不到蒋介石从国外购买的精良武器，又无力自行筹款从国外购买武器，所以装备极劣。当然地方军阀中也有富户，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云南龙云、冀察宋哲元等都能自筹款项购买武器装备自己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