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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却没有接受她当自己的助编，原因是：他觉得以前在山区时，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习惯了，添一个人反倒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便，于是回复上级，辞谢了。关于柳溪，我们不妨借着作家的笔，做几句交代：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①
没有助手，什么都得自己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要下蛋，又要孵鸡。但刊物办得相当认真：每期都有一个中心，除去大家的来稿，围绕着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动手，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回顾：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也有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倾向于“旧瓶新酒”。孙犁是倾向于前者的，他在《晋察冀日报》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话，大意为，“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句话曾引起两位戏剧家的气愤，主张先不要讨论，要先编一部文艺词典，弄清名词再讨论。对于他们的态度，孙犁也很不满意，嘲笑他们过了二十年还没有编出这样一部词典。孙犁解释说，他那时的意思是：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②。总之，那时孙犁对于利用旧形式，是并不热情的，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①。但这一切，都不要紧，正像他在《回忆沙可夫同志》的文章里说的：“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②现在，证实了他写的这些话，他自己也热心梆子戏、大鼓词和通俗文学的理论了。而且，他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对通俗文学的热心，还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创作前途的疑虑。事实上，这又是多余的了，倒毋宁说，经过一些欧风的冲击，再经过一个时期对通俗文学和传统形式的执著的追求，他的文风锻炼得更加遒劲、圆熟了。
《平原杂志》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在有一期的编后记里，还特别介绍了陕北著名说书盲艺人韩起祥说的《时事传》，指出“韩瞎子”（这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于他能接受新事物，善于创造进取，不死守旧的一套。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场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万的人，里七层，外八层，围得风雨不透①。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孙犁那时为什么如此热心通俗文学的原因。他自己写了些什么大鼓词、梆子戏，我们虽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②，但肯定属于“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那一类。
孙犁作为一代著名的编辑，他的有独特风格的编辑作风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很注意参考前人编刊物的经验，特别是鲁迅编刊物的经验。鲁迅主持编辑或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学习，特别是留心阅读鲁迅在每期刊物后面写的“后记”：
从鲁迅编辑的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要求。
对待作者要亲切也要严肃。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们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当。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无（非指意识形态，指生活资料）。
……
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文通顺，使作者心服。
……
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有事写信商量。这样不干扰日常工作，保持编辑部正常秩序。鲁迅说，他从来也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来。①上述各点，是他多年实践的体会，纵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编辑工作的经验和特色，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孙犁深通人情，对于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够体察、照顾的。他说：“敝帚自珍，无论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②他举出30年代文坛上的一宗旧案：《文学》主编者之一傅东华删了周文的小说，因删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门去，时称“盘肠大战”。他自己也有过文章被人乱改的痛苦经验，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③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但对于好的“改笔”，他一向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除了编刊物，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了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是编辑室好。”①说到生活，他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抗战虽然胜利了，也并没有脱离“游击”生活（何况，另一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②在河间的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来了。他正在下乡，叔父看见他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弓腰弯背，活像一个叫化子，就含着眼泪走了。
在河间的这一年，他还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刚刚到河间不久，就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亲就故去了。这个老人，自幼学徒，熬至一个县城杂货店的经理，直到老年，才回到东辽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买了五十亩地，还在村北盖了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农民过日子的产业，总算都有了。父亲在世时，母亲说孙犁是个“大松心”；父亲去世后，孙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父亲很爱他，他也很爱父亲。延安归来后，父亲一时高兴，说了句待对的话：“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孙犁当时没有对。现在，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已经去世，他想对时，已经太晚了。
父亲起病并不凶险，只是耩地耧播，出汗受风。无奈日伪占领时期，损耗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孙犁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并且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一个石匠那里看了石料，请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句。后来因为土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来河间，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则并非初衷，是“羁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饱满的种子，落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开花结果了。
烈火在燃烧
抗日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解放战争的炮火就打响了。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1947年的春天，冀中区党委发动大生产运动支援战争，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一过元宵节，各村的锣鼓、鞭炮声就渐渐稀少，地里的耕牛、车辆和吆喝的人群多起来了。
这个春天，孙犁以《冀中导报》记者的身分，随区党委有关负责人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后来，他把这次随行的结果，写成《张金花纺织组》、《曹蜜田和李素忍》、《“帅府”巡礼》、《小陈村访刘法文》、《访问抗属》等短篇通讯。发表于《冀中导报》。此外，他还到了白洋淀一带，写了《渔民的生活》、《织席记》、《采蒲台的苇》、《安新看卖席记》、《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①等文章，也发表于《冀中导报》。这些文章，以真切的、朴素的白描手法，概略地反映了冀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战争中，冀中人民在思想感情和组织形式上，都更进一步成熟起来，向着新中国的方向前进了。
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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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
上面是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郭沫若被称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人，那在烈火中获得再生的凤凰，曾被看作新中国形象。孙犁在冀中的土地上，看到了人民一步步组织起来，走向新生的过程，那里确实有鲜血，有烈焰，自然也有幸福，有创造：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①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出售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①困难是很多的，进步并不总是十分显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孙犁已经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展示未来的蓝图了。
生活总是这样，为了进步，不只需要作出牺牲，付出勤劳和汗水，有时候，还要蒙受委屈，以至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孙犁也有过这种时候。
这还得从头说起。1946年春天，他刚到河间，《冀中导报》给他登了有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位“作家”，——这在那时的冀中，是很少有的称呼——就想给他安排“重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