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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
俟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①在孙犁给朋友的信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流露这样的情绪了。七年以前，即1946年的4月10日（那时他刚从延安回到冀中），他也给田间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在那封信里，甚至谈得更多：“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②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或许有新的苦闷（包括不曾遇到的更大的苦闷），那也都是以后的事了。此刻，在他经历了上面说的那个收获期之后，他的心情该会有所变化吧？
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方面，他都已尝试过，而且卓有建树。剩下的一个领域，是戏剧电影，我们还可以重开一个话题：
1949年进城后，有位相熟的电影导演，要他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他正在盛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搬上银幕，于是，在这种“洋玩艺”的诱惑下，不免跃跃欲试。他把自己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写新篇，统一内容，串连故事，居然弄出一个用一本旧公文簿剪贴、抄录而成的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人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云云。这位导演把后者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封面上是茅盾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可惜孙犁没有看到这张纸。另一位负责人的批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孙犁说：“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①关于他要写电影脚本的愿望，就这样化做了泡影。但事情并不就此完结，他的小说，如《荷花淀》、《风云初记》等等，后来终于被人搬上了银幕。不过，他那时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当有人提出改编，他便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当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他便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他心里明白，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借助科技成果而展现的综合艺术，风格云云，因人、因事而异，还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吧。
他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仅寥寥数棵，而且不像自然生长的，像是插上去、做布景的。他记得萧洛霍夫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是那样宏大而充满生机，相比之下，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恋爱得再热烈，也令人觉得寡味了。在他看来，在这里就已经损失了原作的风格。
他也记得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赛马一场戏，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看台上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这一个细节，就使影片再现了托尔斯泰长于心理描写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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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犁认为：“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①
这样，虽然他在电影这个领域里的尝试遭受到了挫折，他对这门艺术的了解和修养，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上所说，从进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难、误解和挫折中前进的，但他终于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说过，从事写作正如爬山，要有“处下不卑，登高不晕”的气概②。他就是这样做的。
生病和旅行
1956年3月，孙犁正紧张地写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节）。这天午睡起来，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面颊跌在书橱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报社同人把他送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
从这时起，长期劳累的身体终于暴发为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前面做过一些介绍。他自己这样说过：“我身体素质不好，上中学时，就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后来在山里，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中午一个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树下去静静地躺着。”“但我对于这种病，一点知识也没有，也没有认真医治过。”①在标明为“芸斋小说”的《无花果》②里，说得比较具体——他说明过，这些小说其实是纪实，今一并引述如次，作为参考：“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这就难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脏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里，说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伤。患心脏病者不一定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此病，特别是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常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自己再不注意，那是很危险的③。这原是知己之谈，现在正好用来分析他自己，虽然他得的并非心脏病。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热情人，而从事的又是文学事业（广义地说，这也是诗的事业）。1951年1月，他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的一次会上，向青年作者们说：“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我们必须激动起来，才能写好文艺作品。”④1954年8月，在一个暑期讲座上，又结合自己的情况向听讲的同学们介绍说：“……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许写作这种工作，感到沉重的时间长，感到轻松的时间短一些吧。当然也有一边写作一边歌唱的时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感到很沉重的。”①身体底子原来就有些问题，加上长期积劳和如此这般的情况，哪有不生病的？说老实话，幸亏他的身体底子还有另外一些良好的素质（依我们看，主要是他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否则，将不容乐观了。事实也如此。这年秋天，他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②最悲伤的是妻子，她常常在一边悄悄地哭，想不出丈夫为什么生病，而且一病如此？倒是老母知子，对儿媳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但这也只是“知子”而已，对于儿子的病，她也是悲观的。这时康濯由北京来天津看他，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那可怕的病情，其实是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毫无精神准备的亲友，一下子都慌乱起来了。
前面说，他是写到《铁木前传》第十九节时发病的。这一节是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这一节只有千来字，主要是傅老刚和九儿父女两人的对话，它竟数次提到了劳累、生病和休息这些事，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他那紧张到了极度的神经系统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自然，小说情节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甚至于不以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这一节的文字气氛也够凄凉的了，它不能不给作家那善感的、容易激动的心灵以刺激。
原来，傅老刚和黎老东两个患难老友吵翻了，九儿和六儿那本来应该朝着爱情发展的关系，也只结出了一个苦果。这是一个冬夜，满天星斗，月亮又圆又明。但在这样晴朗的夜晚，父女俩各人心里都装着心事，或者说，他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咀嚼这只苦果，或者，他们还想到了别的，例如那久别的也许今生不能再见的东北老家……总之，这样一个晴朗、皎好的冬夜，反而给这一老一小的心境平添了许多凄凉：这两天，父亲注意到女儿很少说话，他以为她是太疲累了。他说：
“今天，有几个互助组，给我们拿来一些工钱，这些日子，我帮他们拾掇了一些零碎活儿。我不要，他们说我们出门在外，又没有园子地里的收成，只凭着手艺生活，一定要我收下。我想眼下就要过年了，你也该添些衣裳。”
“不添也可以。”女儿低着头说，“过年，我把旧衣裳拆洗拆洗就行了。爹的棉袄太破了，应该换一件。”
“我老了，更不要好看。”父亲说，“村长和我说，他们几个互助组，明年就要合并成合作社。村长愿意我们也加入，说是社里短不了铁匠活儿。我说等你回来商量商量，你帮我想想，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
“我愿意加入。”女儿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父亲兴奋地说，“……村长还说，他们也希望六儿家参加，那样，社里有铁匠也有木匠，工作方便得多。可是黎老东正迷着赶大车，不乐意参加。这些日子，我总见不到六儿，你见到他了吗？”
女儿没有说话。
“你不舒服吗？”父亲注意地问，“怎么看你吃不下？”
“不。”女儿说，“我只是有点儿累。”
她到外间去收拾锅碗。
“我和黎老东吵翻了。”父亲在里间说，“这只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只是两个老头子的问题，算不了什么。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没有放在心上。”九儿说，“今年冬天，我看着爹的身体不大结实，我希望爹多休息休息。”
“你不要惦记我。”老人笑着说，“我这病到春天就会好起来的……”
九儿给父亲铺好炕，带上屋门，到女伴们那里去。
……九儿在院里停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父亲在吹灯躺下以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写完了这样一节文字，他就病倒了。病中，他“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①这一节文字仅有二、三百字，但是，它是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且用了诗的、咏叹的句子。这时，已经是1956年的初夏了。
3月，他刚刚跌倒时，在医院里缝了几针，还能走路。同志们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外出旅行。那时他刚进城不久，并不很怕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