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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很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五十七岁的人，还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何况人也“解放”了，也有条件谈谈这个问题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搭了桥，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来。这位朋友是部队作家，他们在晋察冀山地时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战友关系。女同志姓张，比孙犁年轻十六岁。
这是一条“热线”：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如果出版，该是一本很厚的“两地书”吧。
这就证明，他在身心方面并没有老，还很有“余热”。
结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是儿女们反对，并且免不了啧有烦言。他不听。到后来，索性消极对抗：高卧床上，不起来，“破罐子破摔了”——他说。
他胜利了，结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进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桥的老朋友建议，先调到孙犁的家乡安平县。随后，他们回到故乡。
在县招待所受了一些气：他的介绍信开的是“记者”，她的介绍信开的是“五七战士”。管招待所的一个主任模样的中年女人，神气活现，这两个名称，她都陌生。而且孙犁经过几年折腾，又一直劳动，穿着也不讲究，简直像个邋遢的农民，加之一路风尘，更透着几分晦气。张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也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中年女人睥睨着他们，不只态度轻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们的老乡，我就是本县人。”按照乡俗——亲不亲，故乡人，孙犁递过去表示友好的橄榄枝。
“现在谈不上这个！”中年女人冷冷地说。
“那我们到街上去找旅馆吧！”孙犁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断然说。
“我们先打一个电话。”还是张同志机灵，她抓起了手摇电话机。他们来时，带了老朋友给县领导的介绍信。电话打通了，中年女人也通了。他们终于住下来。
因为有老朋友的信，一位副县长接见他们，答应安排张的工作。
办完了该办的事，孙犁带张同志去参观抗日烈士纪念碑。费了好大劲，才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而且只残留一座主碑，别的都埋在泥里了。他不免感慨世事沧桑，人物皆非；但仍指着主碑正面的“英风永续”四个大字，对张介绍说，是当年县委书记让他写的。他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有些自豪；但张好像没有注意去看，只催他抓紧时间，快回东辽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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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同志并没有到安平县去工作，报社帮助她在天津和平区文化馆安排了工作。这样，他们就在天津生活了几年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还是读读他的《幻觉》①吧，虽然这又是一篇“芸斋小说”。
他似乎部分地采用了《红楼梦》的笔意，所谓“幻觉”，是说他也做了一场梦。在梦中，也就是在幻觉中，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走进了他的生活：“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他据实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他有些自嘲了。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她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个数字，使他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能未卜先知：“正如你所说，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我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
“这很简单，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有多少无关，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做了一个温柔的动作。共同生活以后，他发现：“这位女同志，不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我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中，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言语之间，也就不太协调了。”
有一天，她又提出了问题：“你能毁家纾难吗？”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你使我失望。”她叹了口气。
我内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仅是个仙人，而且是个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举而兼得之！
后来冷静一想，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她早已经是个烈士，被追认为党员了……
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说，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于是我屋里的小说，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帖又不见了。
后来，她又指着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说：“老楚好写字，把这个送给他！”
“咳呀！”他为难了，“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你呢呢嘛？吝啬！”
吝啬？这两个字，他很想不通；事实是，他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钱包越来越空了。不过，他尽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烦琐起来，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穿了将近五年，还左右缝补。吃饭时，掉一个米粒，要拣起来放在嘴里，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有多余的白纸，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几近于穷措大之举动。
又回想，所读近代史资料，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当着客人的面，接连不断把只吸了几口的三炮台香烟，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责，不亦宜乎！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离去了，他也从梦中醒来，这是1975年。
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他写的不是“幻觉”，是真实，甚至包括细节。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也认识张同志，几次征求孙犁的意见，要给她写信，想挽回局面。孙犁告诉他：“人家已经把东西拉走了。”他说：“拉走东西，并不证明就不能挽救。”孙犁还是没有同意他写信。这位朋友是蠡县人，年轻时长得漂亮，性格温和，孙犁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7年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被错划为右派。平反以后，当了中纪委的常委，报上登过他的照片。他当时虽然还不具有这样显赫的地位，要使“幻梦”重圆，也并非全属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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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方面呢，就是当他生活在“幻梦”中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清醒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类似日记的“书衣文录”，也就明白几分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条下记着：“1975年3月17日灯下。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二十天后，又在《许蚌学林》条下记着：“1975年4月7日灯下。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书衣文录》的“跋尾”，记录了这件事的结局：1975年，有同居于一室者离去，临别赠言：“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余不以其言为妄，然亦未遵行之。后虽有被专政加强之迹象，幸无再抄家之实举。……呜呼，巢居者察风，｜｜穴处者虑雨。彼人可谓居不忘危，择枝而栖者矣。①做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件事也过去了。为了把这件事忘得干净一些，上面说的那五册本来保存得很好的“两地书”，他都填进了炉子：“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一个想得开的乐观的人，他也不认为这些信虚掷了时间精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①
“解放”以后
说到写作，他在被“解放”以后，有人几次劝他：“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他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他指的是运动期间，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绘影图形，传檄四方。“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②他不写，他要思考一下。后来证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种写作的准备。
他想到了司马迁，那样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论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不投，下于蚕室，身被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人物，难道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于自身的经验教训？
还有班固，他写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他的评论何等有见识；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个武人而落得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见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过的文学道路，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在不同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热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