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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波伏瓦也在国外找个工作。这样，他们会分居两三年，然后他们再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之间会永不陌生，没有任何力量割断他俩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各自独立，不会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他特别强调说，这种断续的同居生活并不是一种义务和习惯。
波伏瓦完全同意他的建议。按这个建议，他们分离的时间还早。更重要的是，凭自己的直觉，波伏瓦坚信萨特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男子；即使有那么一天，他约她22个月后的一天下午5时在某地会面，他就一定会不差分秒地等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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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又达成另一个协议：他们之间不仅不应该相互欺骗，而且不应该相互隐瞒；彼此的偶然爱情都应该让对方知道，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这一协议既是对忠实的承诺，又给了各自充分的自由。以后共同生活的50年，他俩就是按照这个协议做的。
在萨特服兵役的一年半时间里，波伏瓦经常来军营看他。在圣西尔军校那段时间，萨特完全不能外出，波伏瓦每星期都要去看他三、四次。通常是在黄昏时分，萨特在车站等着她来，然后一起吃晚饭。分别时波伏瓦往回送萨特到半路，然后再转身去赶9点半最后一班火车。
萨特转到图尔附近的气象站后，每月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可以呆在巴黎同波伏瓦在一起。这时萨特和波伏瓦相互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给对方。波伏瓦把妹妹波佩蒂、斯特芬和杰拉西等人介绍给萨特，萨特把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介绍给波伏瓦。不久，萨特、吉尔、波伏瓦和莫雷尔夫人就经常在一起吃晚饭，有时他们坐莫雷尔夫人的车在外面兜风。8月份，波伏瓦在萨特军营附近租了一个月的包房，这样每天都能同萨特见面。遇到萨特休息日，他们就出去游玩，常常弄得手中一文不名。
1931年3月，在结束军营生活之前，萨特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申请去日本讲学的讲师位置已给了别人，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使渴望冒险而不愿过平庸教师生活的萨特大失所望。他还得到通知，他被委派为勒阿弗尔中学的哲学教师；原来的教师得了精神分裂症，由他去接替。这让他留在巴黎的打算也落了空。虽然勒阿弗尔离巴黎不算太远，但毕竟到了外省。
而波伏瓦这一方面，情况更坏──她被分到马赛，远离巴黎，这让她十分惊恐，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为了解脱波伏瓦的困境，萨特提出一个建议：他俩结婚。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分派在同一个城市，波伏瓦可以免遭流放之苦。对这一提议，波伏瓦没有多加考虑就拒绝了。她觉得，萨特因为不能去日本，心情已经够坏的了；现在被派往外省教书，对于本来就不希望有个职业的他来说，就更加难受；如果再违心地结婚，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不愿意以伤害萨特的心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安宁。
在遇到困难时，这两个相爱者首先都是为对方着想。他俩的感情在实际生活问题上经受了考验。于是这事就定下来了。他还是去勒阿弗尔，她还是去马赛。好在马赛也是个美丽的大城市，坐火车回巴黎也很快。情况变了，“两年协议”后各自在国外分离两三年的时间安排已无可能。而且在萨特服兵役这段时间，他们的感情更深，彼此更加了解，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不可分开了。于是他们的协议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他们相约在许多年内都不要作太长时间的分离。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1）
1931年4月，萨特去了勒阿弗尔，波伏瓦跟他一起去——她要等到暑假后再去马赛报到。他们对这个海港城市的印象还不错。在勒阿弗尔学校，萨特与同事之间保持着一般关系，见面时彼此客客气气地打一声招呼，但都没有进一步了解和交往的愿望。这些同事中只有一、两个人对他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好感。一个是教语文的，喜欢拳击运动，萨特也喜欢。这样他俩的关系比较好。波伏瓦去勒阿弗尔看萨特时，这个老师带着女朋友同他们一起登山运动。还有一个教体育的也同萨特关系较好，他挺会讲故事，常常对萨特讲一些男人与性有关的故事和打斗方面的故事，而萨特也喜欢听。不过萨特对这两个同事的好感和交往完全局限在日常生活上。他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同他们交流，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将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因此，萨特和他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情。
相对来说，萨特同勒阿弗尔学校学生的关系要比同事密切得多。学生中他并不喜欢那些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而是对那些有思想的学生更感兴趣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他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大约也就是七、八岁；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不住在家中，空闲时间较多，这些都跟学生的情况相似。这样，萨特同他的一些学生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同这些学生一起练习拳击。其中一个叫雅克•；博斯特，以后同萨特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友谊，成为“自家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萨特到了勒阿弗尔，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们聚会。 这时他同尼赞仍然有交往，但关系已经比较冷淡；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尔很看重同性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得敏感多疑。一般情况下萨特总是带着波伏瓦同吉尔呆在一起，吉尔因此很不高兴。有几次他明确向萨特表示，只希望萨特一个人来看他，或者他同萨特单独呆在勒阿弗尔。
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1933年9月，萨特来到柏林，开始为期一年的进修生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萨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受类似在巴黎高师。与大学期间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同来进修的大约六、七个人，他同他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客客气气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留一撮黑胡子，也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萨特怀有敌意，并寻机挑衅。一次在吃晚饭时，他们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时间，萨特多半是独自散步，有时候他也去同学那里串串门，或一起去看电影。
进修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不少人来柏林留学，并非真的为了探求学问，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腾货币，借此牟利。专门发给旅游者使用的“冻结马克”和普通马克在对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价。普通马克是不准携带出境的。而这些学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马克藏在衣服衬里，穿过国境回到法国，法国银行以很高的兑换率把它们换成法郎；回柏林时，他们再像普通法国人一样，以较低的兑换率将这些法郎换回相应数额的马克；这样来回倒腾，就可以赚大钱。
萨特知道有这种发财途径，但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参与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次是改写自己的小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研究哲学；然后吃点东西，五点左右返回，文学写作。
在柏林，萨特深入研读了胡塞尔的原著，特别是《观念》一书。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把萨特吸引到柏林来的是实在论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存在，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但他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实在论。要成为一个实在论者，就必须同时具有关于世界的思想和关于意识的思想，而这正是他的难点之所在，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他认定，任何不能说明意识的理论想要如实地看待外在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