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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他后期主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序言中对作为存在和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作了界定：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 萨特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变化，也就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总体化；从这个基本观点来予以观照，个别的事实，如果它们不是通过各个部分总体性的中介而被归入发展着的总体化之中，就是毫无意义的，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这种总体化只有在历史中才有可能，它是“作为历史和历史真理而永远进行着的”。所以，对于辩证法的要求也可以说它应该是历史的。历史性与总体化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从这一观点来看《存在与虚无》，它没有历史性，也就是没有总体化。《存在与虚无》缺乏一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的眼光。虽然萨特在写这书时已经开始感受到境况和集体的力量、个人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冲突与联系，但在谈及同他人的关系时，他的重点还是放在他特别熟悉的个人之间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如在他人注视下的羞耻感、情欲、性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的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还没有进入这本书的主题。又如：“否定”是萨特的重要哲学概念，虚无化的实质也就是否定。但是，《存在与虚无》中的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有着根本区别。黑格尔的否定同时就是否定之否定。而萨特的否定，由于缺乏一种总体化的东西，未能达到这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为自己的过去清帐。他在结尾处预言要接着写一部伦理学著作，专门探讨人的价值和自由。十几年后，这个设想成了另一本书《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构成的人学著作，也是一本辩证法著作。它既是对《存在与虚无》的承绪，又在许多地方扬弃了这书的观点。《辩证理性批判》很好地回答了《存在与虚无》已经提出的但未能解决的问题，萨特的哲学思想达到一个更新的层面。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小说·戏剧（1）
正如他的哲学著作一样，萨特文学创作方面的主题也是自由。在战争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在完成中篇小说《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后，应征入伍前，萨特就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我一下子找到小说的主题、内容和书名。你大概会猜得出，主题是自由。”书名最初定为《魔鬼》，第一卷是《反叛》，第二卷是《诅咒》，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
应征入伍后，在兵营里除了例行公事，萨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写作上，首先就是写这部小说。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在投身抵抗运动和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仍在坚持写小说。暑期在国内旅行时，他也利用休息时间写作。一次他和波伏瓦骑自行车旅行，吃晚饭时将自行车放在店外，突然大雨滂沱。等他们冲出店门一看，车子早被掀翻在地，发黄的泥水卷走了他们的挎包，萨特的《自由之路》手稿漂在阴沟里，到处都是。他们赶紧把手稿捞起来。
“二战”结束前萨特已经完成了这书的第一卷《懂事的年龄》和第二卷《延缓》，但他没有将它们交给出版社，因为考虑其内容，在德国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虽然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而不再是一个战俘，但在这个占领区他仍然是不自由的。只要纳粹占领法国，他写的小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不能发表。萨特以后在他的文学理论名篇《什麽是文学》中把这一体验用理论的形式充分表达出来：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前提，他不能不要求介入的自由。
《自由之路》第一卷《懂事的年龄》以1937…1938年法国生活为背景，这时法国处于战争风暴前虚假的平静时期，一些人还可以幻想有自己独立的封闭的个人生活，小说描述这些个人的情状，探求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看成是《恶心》的续篇，但那个孤独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孤独者的｜｜穴巢已被打破；我们宁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徘徊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边缘人物。
小说主要人物玛蒂厄有一个情妇玛赛尔。多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她，但还是每星期去她那里4次，同她睡觉。她怀孕了，他要她打胎，因为他俩只是同居而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他明知他们的关系已很虚假，双方相互欺骗，却仍然因多年前的承诺而继续维持着。而另一个叫丹尼尔的男子是个同性恋者，他愿意跟玛赛尔结婚，以此来保住孩子，满足她做母亲的愿望，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活。玛蒂厄得知此事后想：“难道这就是自由？他行动了，再也无法后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目的，就好像我行动的结果被人偷偷拿掉一样。为了做出一件无法挽回的行动，我不知道自己能够付出什么代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这部小说1945年9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是围绕着一个打胎事件而展开，打胎在法国是被视为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为，小说在评论家对萨特大加指责，说他对污秽之事作自我欣赏。许多人感到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难以理解。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小说作了辩解：“我想，我的小说人物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他们的清醒造成的。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们选择作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是虚伪或盲从的人，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自由之路》第二卷《延缓》写作时间是在第一卷之后，却与第一卷同时出版。这一卷的时代背景是第一卷的延续，大致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前后。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上与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签订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战争暂时打不起来，但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得到一个延缓的时刻罢了。因此萨特用了“延缓”做书名。在这个“延缓”时期，个人之间的隔离板纷纷倒塌，重大社会事件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在这一卷中，萨特采用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借鉴多斯•；帕索斯等人的“同时性”写作技巧，类似宽银幕地展现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萨特介绍这两部小说时说，在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似乎表现得十分怯懦，他们的自由也是虚假的、扭曲的、不完全的，但他们以后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而他正是想写一部关于英雄的小说，只是他关于英雄的看法同那些思想正统的人不是一致的。而且只有在《自由之路》的最后一卷，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当人为了自由而介入时，他才是自由的。”
应征入伍后，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这是以前没有的习惯。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人生境况的根本变化，这些都促使他分外紧张而集中地思考；大量精神活动的爆发，各种纷至沓来的思绪，他来不及慢慢整理成精致的文字，就信笔在日记本上记下来。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回顾，对同他人的关系，特别是同女人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反思。他对哲学的探索同对自己的分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后在《存在与虚无》、《圣．热内》、《词语》、《家庭的白痴》中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萌芽状态的生发点。他这时仍有一种和平主义的思想，但不是很坚定；他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十分痛恨，但这种仇恨仍是有些抽象；他在日记中表现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感受，同时又因这种感受而苛责自己。这些日记，有些后来丢失了。被保留下来的，在萨特死后由他的养女阿莱特整理，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笔记》，日记时间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
除了小说和日记，萨特几乎每天都要给波伏瓦、万达以及其他人写信。这些信、这些日记和这些小说稿，再加上他的哲学思维，构成了萨特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总体。
除了小说和哲学，萨特还产生了戏剧创作冲动。小说写出后不能指望在现有条件下出版；而哲学写作虽然能满足形而上思考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他对社会、对他人、对战争、对抵抗直接起作用的愿望。于是萨特想到了戏剧。在战俘营演出《巴里奥纳》的尝试和成功仍然对他有着诱惑力。《巴里奥纳》从艺术角度看不是很有价值，但观众的理解和热烈反应使他激动不已。通过那次写作他似乎已经悟出点写剧本的门道来了，他觉得自己在戏剧方面是有才能的。既然如此，何不再作尝试？
实际上萨特很早就在酝酿这个戏剧。还是在第一次偷越边界联络抵抗力量时，萨特就在构思这个剧本。他和波伏瓦来到桑托林的一个小村子，是正午时分，太阳高挂，但所有村子的屋子都空荡荡的，门窗紧闭。这个奇怪的景象给了萨特创作剧本第一幕的灵感。而波伏瓦读了一本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书，对萨特谈到那里的葬礼仪式，这使他在写第二幕时有了一种形象。
萨特想通过一个戏剧的演出来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消除他们的懊丧情绪，并为抵抗战士大声呐喊。这是他写这个剧本的主要动力。另一个比较个人方面的动力是，他所喜爱的奥尔加希望能在一出戏中扮演主角。这时奥尔加在迪兰那里学戏，很是努力，迪兰对她也赞赏有加，认为她在表演方面有发展前途。奥尔加此前在一些戏中扮演的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她向萨特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一出戏中演主角。而这就需要有人专门为她写一个剧本。萨特找到导演迪兰说，他愿意写一个剧本，由奥尔加主演。迪兰同意了。
这个剧本题名《苍蝇》，由伽利玛出版社在1943年出版。
萨特这个剧本是取材于古代传说。俄瑞斯忒斯的父亲、国王阿伽门农被其妻也就是俄瑞斯忒斯的母亲与人合谋杀死，那人夺了王位。俄瑞斯忒斯从小在外被人抚养。他长大成｜人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杀死了篡位者和自己的母亲，为父亲复仇。
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根本改造。传说中是神的旨意要俄瑞斯忒斯杀母报仇，最后又被复仇女神追逐而发狂，萨特改为他违背众神之王朱庇特的旨意，杀了篡位者和母亲，又拒绝忏悔，为复仇女神追逐，但他毫不畏惧。剧中还塑造了另一个人物，他的姐姐尼勒克特拉。她本来是他的同谋，最后在朱庇特的劝诱下后悔了，精神彻底崩溃。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特的主要意图是要法国人摆脱因战败而产生的懊丧心理。阿耳戈斯人15年来陪同篡位者一直处于悔恨之中，就是一种象征。萨特在剧中对这种懊悔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懊悔，要振作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这就是萨特在剧中发出的召唤。
《苍蝇》还有更直接的寓意就是，关于抵抗战士的暗杀行为。抵抗战士每暗杀一个德国人，就有许多人质被杀害，而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并没参加抵抗活动。这样，这些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