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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萨特在回顾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情况时指出它的意义：“如果人民能够制止政府宣布战争，那就太好了，但那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可以同相同的力量一起建立一个审判法庭，听从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的争辩和讨论对于我们首要的使命来说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给群众一些他们为自己阅读和判断的东西。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的判决就是有效的。正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干得不错，因为我们是在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控诉了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美国人，并判决他们的这种罪行。”（《萨特自述》）
他进一步分析说：“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产生于一个双重的矛盾的认识中：纽伦堡审判表明创立一个调查战争犯罪机构以及在需要时作出判决的必要性。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还没有创立这样一种审判机构。在这里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委托或授权我们干我们正在干的事。但如果我们采取了主动行动，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授权给我们。显然，我们的审判法庭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也不想取代某个已经存在的机构。相反，我们的审判法庭诞生一个普遍的不可能性，诞生于一个需要充实的空虚，诞生于一个遍及全世界并因此其自身无法听到的控诉。这个审判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完全的无力和它的普遍性之上。”（《萨特自述》）
这一时期萨特还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深感兴趣。在战前他就发表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对反犹太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极度厌恶，一个原因是其对犹太人的态度。战后萨特对犹太人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书是一部经典之作。甚至在他对阿莱特的特别钟爱中，也不乏他对犹太人深切同情的因素在内。
1967年萨特和波伏瓦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他们从这两个国家获悉，它们都同意他们同时访问另一国。2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海卡尔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多次参观，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
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从近处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从沙漠处远眺，不禁使人赞叹不已：它们好象是抽象派雕塑和超现实主义绘画。埃及政府拨了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在飞机上他们看到过去一直神往的景色：在一片大沙漠中，一条狭窄的绿洲在其中蜿蜒伸展，那是由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谷地。
然后他们乘船顺尼罗河而下，参观了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向大部分沙漠地区提供灌溉，被称为纳赛尔湖。美国曾拒绝为这项工程提供资金，这导致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收归国有；而苏联给予了必要的援助。他们参观了农场和农村，人们挥舞着旗帜，上面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他们高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显然这是预先组织好了的，但村民们确实对他们有好感。
最后纳赛尔总统接见他们，同他们坐在一个大客厅里，喝着果汁，谈了3个小时。萨特谈到18个关在监狱里的年轻人，他们被控企图重建共产党。萨特临来时他们在法国的家属请他向纳赛尔提及一下此事，干预一下。纳赛尔表示考虑解决。萨特还没有离开埃及，纳赛尔就把人放了。看来萨特还是很有面子的。
萨特同他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纳赛尔的态度是，他并不想通过同以色列打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萨特还参观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萨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交谈。萨特希望能找到一个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而这些领导人有着一些过激的想法和言辞，因此谈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2）
结束在埃及的访问后，由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萨特他们第二天前往雅典。上午在这个城市转了一下，随后登上一架去特拉维夫的飞机。出面邀请萨特他们的是包括以色列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在内的接待委员会。总的来说，右翼对萨特抱有敌意，左翼对萨特较为友好。一路上他们看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处境是不好的，受到各种歧视，土地被剥夺，在国内被视为第五纵队，阿拉伯国家则认为他们是叛徒。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从没有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了一个以色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以色列领导人艾希科尔接见了他们。萨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正如他一路上所做的那样，在这个最后场合，萨特又谈起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处境问题。
在离开以色列飞往雅典时，萨特和波伏瓦的感觉是乐观的。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要求都不会接受，但埃及和以色列不需要战争，这对它们都没有好处。但在萨特回到巴黎没几天，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一个多月后，埃及宣布向以色列作战。萨特、波伏瓦、郎兹曼等人签署了一分呼吁书，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要采取敌对行动，但他们对结果已经不报幻想了。战争最后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萨特和波伏瓦对战争感到惋惜，同时又为以色列得以继续生存而感到庆幸。埃及失败，它还能存在；而以色列一旦失败，它的生存就成为问题了。他们并不认为──像许多左翼分子认为的那样──这两方面一定有谁是谁非，一方正义而另一方就是反动；他们始终认为，两方应该避免战争而争取和平共处。
由于苏联开始了文化解冻，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他们希望同萨特对话。1962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去了苏联，他们是应苏联作家联盟的邀请参加和平运动会议。6年时间，苏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见到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大学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题目是萨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叫列娜•；佐尼娜的女士充当萨特的翻译，并由她安排各种具体活动。她皮肤较黑，但人很漂亮，也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萨特同她有着很好的友谊。他的《词语》一书就是献给她的。这次他没有受到1954年那种高规格的接待，没有那种无休无止的宴会和祝酒辞，报刊上也没有大肆宣扬。这反而让萨特感到自在。他有了许多自由活动时间。苏联朋友请他到家中，他们交谈，有时还因看法不一致争论。萨特喜欢这种气氛。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名叫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鼓励东西欧作家对话和交流，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7月，这个组织在列宁格勒召开大会。但由于此前苏联的文化形势急剧恶化，这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对劲，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为了在面子上说得过去，这个大会最后总得有点什么。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苏联一方索尔科夫突然找到萨特，请他作一个照顾双方的总结。萨特摘下耳机，也没有换个地方，很快写出一份言简意陔的宣言。他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赫鲁晓夫接见了大会代表。是他请他们到苏联来开会的，但他现在却对他们恶语有加，好象这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全是资本主义的奴仆。萨特他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到莫斯科后，一位知道内情的朋友告诉萨特，赫鲁晓夫态度的改变是因为，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就在几里路外度假，那天早上他去见了赫鲁晓夫，要他提防这些人，说他们是危险分子，他们的左派样子是装出来的。一次赫鲁晓夫同爱伦堡私下交谈时，责怪他不该促使萨特离开共产党。爱伦堡辩解说，萨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1964年5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谢甫琴科150周年大会。在莫斯科，他们仍然感到文化专制的压力。卡夫卡《审判》的俄译本没有出版，萨特的《词语》也是经过许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发表，而且评论者认为它不慎重、好表现、嘲讽自己也是违背乐观主义的、诋毁人类，等等，显然根本不理解这本书。萨特责问大会组织者：“你们到底接不接受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观念？如果不接受，为什么要邀请我？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1965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苏联。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文化领域带来好的变化。《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阿克玛托娃的诗歌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许多禁忌仍然存在。萨特在爱伦堡的建议下，写了一封信，通过苏联作家联盟给米高扬，请求赦免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是一个犹太青年，写了一些诗，靠翻译维持生活。然而他以过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审判，再就是他的诗句“灰色的云在街头涌动”被认为时对祖国的诋毁，此外还说他对马克思不恭敬，最后他被判5年强制劳动。萨特的信递去后不久，布罗茨基被允许回到列宁格勒，恢复了自由。
10月，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被指控在国外发表反苏作品而被捕。1966年2月，他们分别被判7年和5年徒刑。爱伦堡等62位作家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要求释放这二人。当萨特和波伏瓦在5月2日到达莫斯科时，爱伦堡问：“这个时候你们还来干什么？”《现代》杂志曾发表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萨特很想同他见见面，并请列娜居中联系。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恶劣形势。因此在1967年，萨特拒绝了苏联作家联盟大会的邀请。如果去了，看起来好象是赞成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判罪，赞成迫使索尔仁尼琴沉默的局势。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苏联当局的抗议。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一直为萨特所关注。年初，捷克党内保守派的头头诺沃提尼被迫辞职，改革派的杜布切克任书记。春天，知识分子利用改革派上台的机会开展活动，新闻检查制度被废除，报刊电台享有完全自由。到后来，工人也参加进来，工人争取言论自由行动委员会纷纷成立，工人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7月，苏联等５国发表声明反对杜布切克的政策。８月，苏联的坦克驶入布拉格，就像当年对付匈牙利那样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人。这时萨特和波伏瓦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要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
10月，萨特和波伏瓦在巴黎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