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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如打篮球，在周六早上，你在Y队与精明的D队对阵，投球命中率极高，也许你是一名最佳运动员。当你从影片上看到40年前的NBA球赛时，你便自言自语：“那些运动员反应迟钝，水平还不如我。”
也许你是对的，但这项运动已逐渐发展得高度复杂、讲求速度、反应敏捷，甚至连你也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甚至是被洛杉矶快艇队打败。
正因为这样，那些不甘失败、傲慢狂妄的球员才有可能挣得百万金钱。他们很成功地把这项比赛提升到只有他们才能玩的地步。
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这类上层人物，做着与上面类似的事情。
终究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问他们：“你们想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吗？”
我们已经愚蠢了很长时间，我们还能找到一种独创的方式去做一些愚蠢的事吗？
绝对可以，我们随时都在这样做。
在南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人用望远镜从他的住处发现一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停放在沙滩上。这辆小车即将被汹涌的潮水吞没，他担心有人在小车里不能自救，便报了警。
警察没有发现沙滩上那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也没有发现其他的车。
警察爬上陡岸，来到这个人的住处，并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到这个人没有搞清楚的一幕：他把小孩子丢失在沙滩上的玩具车当成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
男人和女人谁最愚蠢？
只有男人才会愚蠢到问这个问题的地步。
女人很容易发现男人征服世界所得到的东西，也知道她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弄得一团糟。
然而，如果女人比男人聪明，那她们为什么不去做男人所做的事情？
也许从离婚率统计数字里面可以找出答案：58％的男人离婚后认为他们生活得比以前幸福，而85％的女人认为她们离婚后比以前更幸福。
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无宗教信仰的人更聪明吗？
大多数信徒认为上帝——这个有着超自然力的神灵创造了世界，给他的子民规定了高尚的道德标准。
在上帝和高尚道德标准的名义之下，多少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虔诚信徒被屠杀。
人人都站起来呼吁停止这场以上帝的名义而愈演愈烈的屠杀。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和平是敌对双方暂时停火、进行修整的代名词。
我们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这种口口声声要求停战，一方面爱上帝，一方面又无休止地屠杀上帝的子民的状况呢？
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他们给出了答案。
这是一场在同一个上帝之下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我们是在为正义而战，他们是在为邪恶而战。
整个历史都是这样，从中间派到两面派，我们始终是另一些人眼中的异教徒。
在其他星球有没有信仰同一个宗教的种族，在那里，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用一种不是想摧毁这个星球的方式来为这个宇宙庆典呢？
如果真是上帝创造了如同我们一样的他们，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
买彩票是挥霍大量金钱的最愚蠢的方式吗？
不是。聪明人一旦发明出新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找到更愚蠢的东西来代替彩票。
其实，彩票还具有我们人类的两个最普遍的智力弱点：赌博和宣传。
是不是全世界都以这样的赌博逻辑在宣称：如果你不玩一把，你就没有赢的机会？
事实上，大多数宣传与其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关于彩票惟一正确的是：如果你不赌一把，你就不会有所失。
在彩票方面下的赌注越多，那么你失去的钱财也就越多。你要是把钱装进短袜里，把它交给你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陌生人，然后说：“嗨！如果你能用这些钱买彩票有幸中得1000万美元，那么给我100万怎么样？”
即使你不擅长数学，你也能知晓你是不可能赢得彩票的。彩票是由政府控制的，你何时才能停下靠跟政府赌博来获利呢？
如果你能通过彩票赚钱，那么那些有钱人也应该玩起彩票了，但他们没有。他们远离彩票飞往拉斯维加斯，他们在那里也不赚钱，但他们至少能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你上一次在小商店里用买牛奶的钱买了几张彩票而让你感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什么时候？
法官和律师谁最愚蠢？
我们要说的是沙蔓·阿农德法官，他从美国上诉法院辞职，后来干起私人律师行当。他曾说过：“我宁可对着一帮蠢驴讲话也不愿意听他们说一句话。”
接受建议是一项聪明之举吗？
这是你应该接受的惟一一条建议：不要总是接受建议。
这听起来像是建议，但事实上并不是建议。这是一个矛盾，矛盾的关键之处在于你无法照着做。
事实上，有一些建议是值得接受的。不幸的是并非心地善良的人们都乐于给予。
几乎每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的人都对事情秘而不宣。如果他们把那些事与人分享，那么人人都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就再也不会起作用了。
不说话的动物和不说话的人谁更聪明？
约翰·泰勒总统埋葬他的爱马时，在马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话：“这里埋葬着我心爱的马的躯体，我的将军。20年来，它驮着我任我驱使，从来没有失误过。但愿它的主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人们经常为自己值得称赞的宠物或其他动物感到荣耀，而从来没有一种动物为人类留下墓志铭。
当你接近成功时是继续向前还是激流勇退更为聪明？
当我们说你在领先时急流勇退，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如果你已经落后他人但还不是差得太远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下。
事实上你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正如达蒙·鲁尼恩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中，有起也有落。”这也是现实主义者为什么要发明精神胜利法的原因：希望降低失败率，以求成功的安慰。
无论如何，如果你继续尝试下去，你极有可能因寻找各种方法尝试下去而遭受的失败要比你在落后不太远的时候退出遭受的失败还要严重。通往失败的道路总是比通往成功的道路要多。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取得胜利：鼓励他人继续尝试下去，然后你静观其失败。
当轮到你发奋图强时，你知道什么是你应该避免的，何时是你趁势进取的良机。那时你应当给你的竞争对手一个精神胜利感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在感觉到落后不太远的情况下甘愿退出。
当你把快乐给予竞争失败的对手时，他们下次极有可能乐意接受一败涂地的境遇。
当你发现大多数人对精神胜利法都感到满意时，也就是你即将走向胜利之时。
傻子和白痴谁更愚蠢？
傻子是那些毫无顾忌地从你右方超车而过的人，而白痴却是在你前面悠哉游哉地开车，迫使你从他右方超车而过的人。
或者把这两种情况变换一下考虑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白痴和傻子视为阻拦我们的人，而忘记了这些曾经都是专业上的术语。
一个成｜人白痴的大脑发育程度相当于一个3岁幼儿的大脑，傻子要强于白痴，傻子的大脑相当于8岁孩子的大脑。
环顾你的周围，如果你发现很多相当于8岁小孩大脑的傻子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大学城里。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怎么样？这里的教授应该更聪明，不是吗？
或者他们有理由让我们信服。
我们做了一项调查，我们给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寄去了100封信件，信中写道：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愚蠢和聪明的书，并猜想阁下很乐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真正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回信。
哈佛大学：两封。
斯坦福大学：一封。
哈佛大学的J。H。H。韦勒教授在回信中讲道：“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斯坦福大学的汤姆·沃索教授在回信中写道：
“在1982年，我应邀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语言学会议并做报告，我同时也答应了在当地的其他大学做报告的请求。
在我出发的前一夜，我的妻子问我去日本是否需要办理签证，我当然认为不用办理了。
第二天，当我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服务员通知我不能登机，因为我没有签证。他告诉我必须在当天下午到旧金山的日本领事馆请求他们迅速给我办理签证（当时正好是周五，周末他们是不上班的）。
因为我即将错过那次航班，我不得不返回航空公司重新定票。万般无奈，要在一个下午办好事情，看来已没有什么指望。我将放弃这次出行计划了。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汽车。当汽车上了高速路时，它是朝着北方开去（向着旧金山方向），而不是开向我要去的南方（硅谷的发源城市帕洛阿图市，我家所在地）。
到了旧金山，我想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看能否搞到签证及改换航班机票。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那个下午我居然成功了，只是晚一天抵达日本。
这件事在我一生中非常特别，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我很幸运。同时我也做了两件愚蠢之事（没有提前办理签证及搭错车），这两件事总的看起来可以相互抵消。”
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万德尔奠威教授（考古学家）在回信中说道：
“我在南部非洲长大，我在那儿做野外考察工作。我的同事说我是生活在异国肮脏的考察现场的一个出色人物。但并非人人都这么认为。然而，起码说我可以算是一个考古先锋，我乘坐独木舟考察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以及奥卡万戈沼泽。我还凭借经验知道利用何种交通工具成功地从北部到南部穿越非洲（陆地巡洋舰；海拉克斯四驱车；兰德·路华109）。
我目前居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克附近森林里的一所小屋里。我的信箱在半里开外的地方，我必须驾车经过邻居家的田地才能到达那儿。
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放下咖啡，走向车道旁的汽车。我当时穿着睡袍，没有系鞋带，就钻进马自达汽车去取《纽约时报》。
等到了邮箱旁边后，我发现报纸正躺在地上，因此我把车停在附近取报纸。我把车倒到路边，打开车门斜身去拾报纸，我的脚踩着离合器和刹车。
但我从车上掉了下来，汽车的发动机在寒冷的冬日飞速地空转着，自己就跑了起来。它把我邻居的栅栏碾倒了60英尺（约18米），然后冲过草坪在他们的小溪边停了下来，最后自己熄了火。
与此同时，我却在其后紧追不舍，但靠近小溪的潮湿的草地粘掉了我的鞋子。直到最后，我才找到鞋子，坐上了车。
我累得精疲力竭，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辆四轮驱动车第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我返回原地，拾起报纸，然后回了家。
我还得向邻居解释一切。那还好说，又花钱赔偿了损失。但是，我的野外工作的同事就很难接受，他质问我：“你把脚放到哪个地方了？”
显然地，这些名牌大学的其余197位学问高深的教授就从来没有做过蠢事。或者我们希望他们真的没有做过。
为什么从事高智商职业的人们总是害怕承认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