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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读读马尔克斯或者阿多诺，遥想 60年代，人们抓革命促生产，粪土当年万户候。
但是打起仗来就不一样了。伊拉克战争快打响时，美国举国愤青，上下出动，隔三差五跑到大街小巷上反战，一颗颗愤世嫉俗的心终于找到了艳阳天。在愤青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成千上万的愤青们从城市各个角落涌现出来，相聚在街头，以音乐，舞蹈，吼叫，骂娘，大字报，小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热爱和平的心声。愤青们在自越战以来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后，终于赢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站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地吼一两嗓子是一回事，站在讲坛上掷地有声地散布卖国言论又是一回事。有一个愤青，得意忘形，结果出言不慎，被和愤怒青年一样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们抓到把柄，被整了一个七窍生烟，给其它愤青们留下深刻教训：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这位愤青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个 35 岁的教授 NICHOLAS DE GENOVA。在哥大一次反战集会上，他一时激动，说出了“希望美国战败”的卖国言论，更重要的是，他用了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我希望在伊拉克发生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事件”。摩加迪沙事件是指 1993 年 18 个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美国士兵死于一场伏击的事件。
DE GENOVA 的卖国言论引起了各界群众极大愤慨。爱国青年对 DE GENOVA 竟然公开希望在前线抛头颅撒热血的美国士兵不得好死感到“震惊”和“恶心”。首先是 DE GENOVA一两天之内收到成百上千“死亡威胁令”；群众的唾弃象雪片一样飞向哥大校长办公室、人类学系办公室；哥大许多捐助人威胁说如果哥大不解聘这个卖国贼，他们将不再资助哥大；105 位国会会员联名给哥大写信要求哥大解雇 DE DENOVA；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对 GE DENOVA发出了强烈声讨，称起言论为“**的” ，“令人发指的” ，“野蛮的” ，“无耻下流的”。
一时间，DE GENOVA 成了美国“最受人痛恨的教授”。
这里有必要给爱国青年的群情激愤给一个小小注释。自去年伊拉克战争被提上日程以来，在美国民间，主战派其实一直深受反战派压抑——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主战的民众随着战鼓越敲越响而越来越多，但从街道政治的风采而言，经常是一个浩浩荡荡激｜情洋溢的反战示威和一个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主战示威相对峙。不说别的，单就反战的漂亮美眉比主战的漂亮美眉多得多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了。在这种爱国青年士气低落的情形下，愤青的错误就成了爱国青年的最好炮弹——终于有扳回道义上的劣势地位的机会了，爱国青年们终于可以象愤青们那样义正词严一回了。所以虽然 DE GENOVA 一再声称他只是在“象征性地使用摩加迪沙的比喻反对战争，并不希望美国士兵损失生命”也无济于事，因为爱国青年不怕愤青犯错误，就怕愤青不犯错误，此类“**的错误”对爱国青年们这么有利可图，澄清了就没劲了不是。
但是 DE GENOVA 事件算是对愤青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愤青们发现他们三十年不遇的反战狂欢节其实是四面楚歌。麦卡锡的幽灵早已浮现在美利坚的上空。人们开始抵制法国货，因为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叫板；一些零售商开始拒销麦当娜唱片，因为麦当娜没事吵吵什么和平；某地方电台一个主持人公然号召谋杀一个反战分子；一些反战名人开始收到各种威胁和被取消公开露面的机会；一个教师因为穿反战汗衫而被解雇……一股政治寒流笼罩美国，再次证明了自由在“群情激愤”面前的脆弱。
不过也不用难过得太早。愤青的下场也并不总是这么悲惨，另一个美国着名愤青的故事就比 DE GENOVA 的故事要振奋人心得多。这个超级愤青就是 MICHAEL MOORE。MOORE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愤青第一线，他的愤怒品质纯正，营养丰富。如果要在全球设立一个诺贝尔愤青奖的话，他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得主了，至少也能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老愤青 CHOMSKY 平分秋色罢。
MOORE 最大的愤青作品应该就是他获今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的 BOWLING FORCOLUMBINE（中译名《黑枪文化》）了。这个记录片以美国枪支问题为线索，以“都是美国惹的祸”为主题，彻底全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国际上的种种劣迹。其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将美国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警察行动和 911 串起来，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精炼了回答了让美国人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憎恶美国？
当然，MOORE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白宫里那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走资派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招致了全球性妒忌，很有点“红颜祸水”的论调。
MOORE 对“红颜祸水”论这么响亮的一记耳光，竟然能得到主流的奥斯卡奖委员会的承认，不能不使友邦感到惊诧了。
不出所料，MOORE 在奥斯卡颁奖会上表演了一场超级愤青秀。他在颁奖台上发表了如下言论：“咱们这年头，一个扯淡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扯淡的总统。眼下这场战争更是一场扯淡。你们发扯淡的防毒气胶布也好，搞扯淡的橙色警报也好，俺就是要跟这场战争过不去。
布什啊布什，你咋不害臊。当教皇和 DIXIE CHICKS 都瞧你不顺眼时，你也没啥混头了。”
如我们所知，MOORE 的讲话很快被一片嘘声和乐队演奏声给扑灭了。据主持人后来玩笑说，MOORE 被塞进他的车厢盖里拉走了。在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时，不难理解为什么 MOORE 一番欠揍的言论引起嘘声一片。也不难想象事后他会收到无数的威胁恐吓，成为众多媒体攻击的对象。
但是 MOORE 不愧是一代愤青之豪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车厢盖里蒙头大睡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以愤青老大的身份出来鼓舞一下日渐失势的愤青队伍了。
4 月 7 日，他在其个人网站上给愤青们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大意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日子不好混，因为反战，你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失去朋友，有的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他们不是希望我的电影卖不出去吗？
我的《黑枪文化》票房比有史以来最卖座的记录片还要好三倍；我的书《愚蠢的白人》现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网站在奥斯卡颁奖会后一周是平均一天 1 千万到 2 千万的点击量；我又拿到了下一步片子的资助……总而言之，MOORE 给广大的愤青队伍带来愤青前线的捷报，证明了愤青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愤青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MOORE 和 DE GENOVE 两大愤青的不同下场说明了什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以为，它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要做好愤青，就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愤青要愤得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做好；DE GENOVA 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虽然新麦卡锡的阴影笼罩着美国社会，但是愤青还是有其生存一席之地，愤青们完全可以用“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策略继续拓展生存空间，所以盲目悲观还为时过早；MOORE 的经验则说明了这一点。这两条经验教训，相辅相成，对致力于长期从事愤青工作的青年，应当引以为鉴。
对了，给广大愤青打气的一点小尾声。虽然政客们和大款们极力要胁哥伦比亚大学解雇 DE GENOVA，哥大还是抵住了压力，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权”条款保住了 DE GENOVA 的饭碗。DE GENOVA 出门避了两个星期风头之后，又于 4 月 11 日回到课堂，且愤青势头不减当年，说什么“一个吵吵闹闹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啊，诚如一位着名愤青指出的：我是愤青我怕谁？
敢飞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时，《南方人物周刊》约我“从女性从政的角度写一下”，于是写了这一篇。
有时我会想，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感到孤独。
她的名字总是和“唯一”、“第一”联系在一起。卫斯里大学第一位被邀请做毕业演说的学生、罗斯法律事务所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唯一有自己的成功事业的总统夫人，唯一在丈夫卸任后谋求公职的第一夫人……现在，随着她 07 年 1 月 20 号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民意调查显示她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遥遥领先，她还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人们说，高处不胜寒。当这个总是微微扬着脸、抿着嘴、微笑都显得冷竣的女人以那些“唯一”、“第一”的身份面对咄咄逼人的记者、不依不饶的政治对手、媒体的冷嘲热讽时，是否会有某些片刻，希望自己可以象其他的女人那样，将幸福仅仅诠释为温馨的餐桌前，看自己的丈夫、孩子热火朝天地吃自己做的晚餐？
也许。
但是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希拉里。那个铁女人。事实是，当一个女性试图去承担比家庭更大的社会责任、实现比自立更辉煌的社会成就时，她就必须准备好成为他人眼光中的异类，准备好承受孤独。几千年的男权文化都在说，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性感的，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可爱的，追求成功的女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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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正在改变。
希拉里参选总统，佩罗西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以及莱斯担任国务卿，使人们开始惊觉女性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怎么一夜之间美国政坛上出现这么多女性的面孔？
不，不是一夜之间。这些女政治家的崛起，以及目前美国国会中出现 15％的女性面孔、50个州长中出现 8 位女性，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开始开花结果。100 年前，女性在公开场合穿长裤都可能被投入监狱，而现在，这个新教国家脑海里开始闪现一个崭新的词汇：总统女士。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 1920 年代左右。当时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 年宪法第 19 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斗争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 60 到 80 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60 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 70 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