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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起好了大名，妻子还要给孩子起个小名，他看着孩子，发了好半天的呆，低声地说，叫他小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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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
那时候，她是个纺织厂的女工，到了结婚的年纪，厂子里的工会主席就给她介绍了个对象，是隔壁机械厂的工程师，南方人，一个人在这边。两个人见了几次面，就谈婚论嫁，工程师说，他有个弟弟是傻子，现在在老家，结婚后，恐怕要把弟弟带过来一起住。那是七几年，人们倒不十分看重这些事情，她又年轻，不知轻重，就答应了。再说，她也见过街道上的傻子，一个个欢天喜地，很开心的样子，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妥当。
傻子弟弟就到北方来了。冬天要穿衬衣，夏天穿着棉袄死也不脱。高兴的时候嗷嗷叫，吵得四邻不安，不高兴就砸东西，拣着什么砸什么，没多久，她家里就没一件完整的东西，流行的三大件也买得起，但就是不敢买。
傻子又喜欢拾破烂，枯树，烂纸箱子，瓶子罐子，欢天喜地地拣回来，把单元门都堵住了，还不让人收拾，若少了一件破烂，他就哭，闹。还动不动就走丢了，几天也不见人，她也不是没动过念头，希望他干脆再别回来，但还是三更半夜打着电筒四处找。有一次，她请了三天假，累得半死，披头散发地把傻子找了回来，回到家里，她站在结婚时候别人送的镜子面前，看着镜子上“喜喜”字中间被傻子砸出的裂缝，真是动了离婚的念头。
也还是没离。后来有了孩子，傻子更加成了个危险人物，有一天，她不过去厨房冲了下奶瓶，再回来，就看见傻子正给孩子喂滚烫的开水。从此，反锁房门就成了她的下意识举动，有时候，正在机器前，她也会疑心自己忘了把孩子锁好，简直要急疯了。孩子五岁，一家人去公园，一转眼，傻子就把孩子送到了秋千上，一边大笑，一边越推越高。孩子十八岁的时候，她觉着这孩子真是命大，觉着自己真了不起。
二十多年时间，亲戚邻居就没停过劝她，有的动员她在郊区果园里找个泥房子，给老乡给点钱，把傻子丢到那里去，有的干脆就说，傻子得了病就别给治了。她非常愕然，也不会说别的，只说：“那也是条命啊！”
后来，厂子不行了，他们一家靠着两个人的内退工资，再干点零活，供着儿子上了大学。两口子似乎都觉出自己老了，傻子却活得愈发旺健。她就发愁，他们都走了的话，傻子不就成了儿子的负担么？
不过，傻子还是死在了他们前头，一场肺炎，短短几天就要了他的命。
葬了傻子，回到家里，她感觉自己真是累极了，心里乱糟糟的，到底是庆幸、解脱、难过，都说不上，不过，跟傻子斗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没了，还真是有点受不了，心里空空的。她坐在窗户前，看着后院里，晚春的青草上落的槐花，就希望安安静静地坐一会，谁也别来打搅她。
迷城
侯墨一直记得，他老婆英子离开家去省城打工那天，是三月二十六号，他开着他载客用的三轮摩托送她去了火车站，要她到了省城记得经常打电话，多写信。回去的路上，他还拉到了一个客人。那客人知道他刚送走了他老婆，还跟他开玩笑，说那可一定要当心，老婆进了城，眼界开了，可别不回来了。
开初的三个月，英子一直有信来，说是在一个理发的地方干了一个月，后来又换了一个餐厅。第三个月，还寄回一点钱来，再后来就没消息了。侯墨照着她来信的地址写了信回去，都给退了回来，说是没这个人。英子离家半年的那天，侯墨把三轮摩托给了表弟开，自己去了省城。
先去了英子说的理发的地方，那里的人说是早不干了。又去餐厅，也说已经走了很久了。侯墨没一点头绪，在车站跟前找了个便宜的旅店住着，每天到他们老乡那里去打听，再就是拿着照片到打工的人多的地方给人看。渐渐过了一星期了。侯墨开始往坏处想了，每天到广场的阅报栏前去看报纸上的各种坏消息，甚至到公安局也去了好几次。
那段时间，那城里有个女人和丈夫晚上出来，不小心掉到了没井盖的下水道里，再没找着，报纸上天天报道这事情，追踪打捞过程，探讨城市建设问题，公民道德良心，并且每天都登一点这女人以前事情，她的照片，她的丈夫抹眼泪的照片，她的儿女做作业的照片，还访问她的邻居，同事，他们都说，她是个好女人。
侯墨天天看见那报道，渐渐对这事情有了奇异的关注，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女人的事情怎么就那么揪他的心。他每天一大早就到阅报栏前去等着人换新报纸，有一天，他一直等到了中午也没见换报纸的来，后来才想起来可以买一张报纸看。
打捞进行了十一天，侯墨在这城市里就又呆了十一天，每天四处找英子，看报纸，身上的钱渐渐快没了。
最后的那天，报纸上登出来说，那女人打捞到了。还有一张照片，可以看见围观的人腿中间，一个被掀开井盖的下水道口。
晚上，侯墨就往报纸上说的那个找见女人的下水道口赶，经过一个黑黑的巷子，看见有几个男人在纠缠一个女人，那女人的叫喊越来越不成调。侯墨也不知道他是想救那女人，还是想凑到跟前去看个究竟，看那女人是不是英子，只是傻了似地往跟前走，没等他到跟前，一个黑影子冲过来，手里亮晃晃地一闪，一阵子疼痛过后，他倒下去，身体里有热热的东西往外流个不住。隐约中，他还想，这些东西最后恐怕也会流进下水道吧。
殷红
殷红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家，爹妈在工厂工作了一辈子，没什么文化，殷红也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到工厂上班了，弟弟殷虎和妹妹殷青，都在念中学。
后来的事情都是从殷虎报名参军那年开始的，体检，殷虎没过去，说是有乙肝，殷红全家都去做了检查，爹妈和殷虎殷青都是大三阳，只有殷红是好的，再进一步检查下去，爹妈都已经是肝硬化中晚期了。幸好那时候厂子里还有公费医疗，爹妈就一起住进了医院，但也没挺多久，她爹在一年后去世，她妈妈在病床上又熬了两年，临走的时候，本来因为病而昏迷了多日的人，突然清醒了，拉住殷红，只说：“把弟弟妹妹的病治好。他们还要结婚，生孩子。”
这病没有特效药，就只有什么办法都试一试，受的教育又都不高，所以，走了很多弯路，去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没什么起色，殷红就把宝全押在报纸上的那些神奇的广告上，看看哪个说的治愈率高，就吃哪里的药，本地没有诊所的，就邮购，又到处去打听了民间的偏方来，听说吃芹菜能治这病，全家人就顿顿吃芹菜，炒，凉拌，包包子，把一家人个个吃得血压偏低，手脚冰凉。又听说紫河车能补充蛋白，就央人找了许多来，用瓦片焙着，弄成粉末，泡了水，强迫弟弟妹妹喝。听说气功或许有用，全家都去报了学习班，一到晚上，放着所谓的带功的音乐带，盘腿坐成一排。
都没有用。只把殷红培养成了半个大夫，会看医学书和各种化验单，会扎针，还认识各种草药，一天到晚，嘴巴上挂着各种医学词语，西瓜是利尿的，白糖有助于增加肝糖元。殷虎和殷青渐渐给殷红逼得要疯了，就对殷红说，有的乙肝一辈子也不会恶化成肝硬化和癌症，不如算了。殷红不听。
终于，还是回到大医院去。听大夫的话，尝试最昂贵的治疗方法，注射干扰素。家里的积蓄，到那时候，已经花得七七八八，剩下的钱，只能给一个人注射半年。殷红咬咬牙，让殷虎去注射，她一心想着让殷虎先好了，还来及去参军。
半年后，指标是转阴了，可没等殷红高兴三个月，再去查，又是阳性。
殷红休息了三天，就出门去，找各种可以兼职做的工作，站迎宾，搞推销，全都干过来，积攒了两年的钱，又把殷虎送到医院去。这一年，国产的干扰素上市了，价格便宜许多，殷虎注射了一段时间，终于转了阴。殷红一高兴，索性借了钱，把殷青也送进医院去，一段时间后，只剩了表面抗原是阳性。到这时候，距离他家打响抗乙肝战争第一枪，已经过去了八年。
最后，殷红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她胃疼、出血已经有好一阵子，这症状，她太熟悉，这是肝硬化的症状，其实，当年，她也和家里人一样，是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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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殷红经过医院的花坛，看见金盏花开得正好，摘了一朵就插在头发上，如果妈妈在的话，肯定笑她是个疯姑娘，可是，最坏的已经来过了，而她，只不过跟这人间要了一朵花。
止庵 读书
止庵。男，原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学院）。做过医生、记者等。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六丑笔记》、《画廊故事》等著作，并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三十六种）、《苦雨斋译丛》（十六种）、《废名文集》等。
读书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自然，写书评也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自我多少有了许多“折中”：一方面是太“专业”的书评让人觉得枯燥，另一方面是写作者自己浮躁。但是止庵的评论却轻松地做到了均衡——既专业地保持着读书人的本分，又能从读书人的敏感点给予其本位的认知兴趣。
日本文学与我（1）
说来我喜欢日本文学作品已有多年，平日与朋友聊天，却很少得到认同。读书各有口味，本来无须统一，但是这里或许有个读法问题。前些时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日本的全部文学作品，其实都是随笔与俳句；进一步说，日本的随笔也是俳句。日本文学之所以成立，正在于对瞬间与细微之处近乎极致的感受体会。若是以框架布局等求之，则很难得其要领。这样的话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但是我的确由此读出一点好处，而这恰恰就是朋友瞧不上眼的地方。我觉得倒也有意思，不妨略微多说几句。但并不是要辩解什么，日本文学到底有没有好处，又何须乎我来辩解呢。所以不提好处，说是特点罢。所谓读法问题，即是因此而起的。
譬如小说，我们通常习惯的阅读，总是在情节这一层面进行的；而最具特色的日本小说，并不以情节为基础，却是在细节的层面展开。它们首先是细节的序列而不是情节的序列。我们读来，恐怕一方面觉得缺乏事件，另一方面又过分琐碎。另外我们阅读除想得到情节上的愉悦外，往往还希望有情感上的满足，日本小说虽然情感意味极重，却与我们所谓情感是两码事：它不是发生在情节之中，而是先于情节存在的，是作品的一种况味或基调。这些全寄托于细节，却又不强调细节的奇异，而是对本来很普通的东西予以独特地理解。人物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对此的认同，又是彼此有所默契，有所意会，并不需要特别著之字面。我们读来，恐怕一方面觉得过分琐碎，另一方面又平淡乏味。所以虽然都顶着小说的名目，却不宜拿寻常看欧美小说的眼光去看它。
我这看法，或许日本作家自己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