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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越来越高。”
“这还用说吗。逐年增长。各类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们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件忽略不计，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盗窃案。有个无赖跑进你家，结果你只丢失一些钱财。哦，妈的，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你还活着就万幸了。回家祈祷感恩去吧。”
“那金？达基嫩——” “去他的金？达基嫩吧，”他说，“这么个愚蠢的小表子大老远地跑一千五百英里来卖身，把钱交给黑鬼皮条客，谁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块？我是说，她为什么不待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说威斯康星。但她们大部分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我知道。”
“谋杀案过去大约是一年一千起，每个区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可现在是那时的两倍。”
他身子前倾，“但那没什么，马修。大部分谋杀案是夫妻间出了问题，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射死，第二天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案子的比例一直没变，跟以前一样。有所改变的是谋杀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识。那种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环境是否危险。如果只看谋杀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边，把谋杀陌生人的案件画出一个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样往上直冲。”
“皇后区有一个拿弓箭的人，”我说，“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手枪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条新闻了。跟一条选错草坪屙屎的狗有关？”
“差不多是这样。”
“哦，图表上不会有它的。那两个家伙相互认识。”
“没错。”
“但都是一回事。人们总是相互残杀。他们甚至都不停下来考虑考虑，就贸然动手。你离开警界多久了，两三年？我跟你说，现在比那时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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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八百万种死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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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 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
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
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他妈的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你肯定不敢骗他们。你看到长岛那两个女孩的新闻了吗？应该是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的事了。姐妹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人们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她们，双手反绑，头部各中两枪，用的是小口径手枪，我想是点二二口径的，但谁在乎呢？”
他把余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离奇。没有强暴，什么都没有。像是私刑，但谁会处决两个十来岁的姐妹呢？嗯，结果案子不查自明，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杀死她俩的妈妈。我们在厨房发现她，晚餐还在炉子上呢。知道吗，这一家是哥伦比亚人，父亲从事毒品买卖，那是当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营生了——” “我还以为他们种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许只是幌子而已。我说到哪儿了？关键是，一个月之后，那个父亲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骗了某人后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在哥伦比亚逮到他，但他们先杀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伦比亚人，他们另有一套规则。你耍他们，他们杀的不只是你。他们灭你满门。孩子，无论几岁，都难逃一死。就连你养的小猫、小狗，热带鱼也不放过。”
“上帝。”
“黑手党一向顾及家人。杀掉你时，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以确保不让你的家人看到惨状。现在，我们的这些罪犯专杀全家。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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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八百万种死法（40）
“上帝呀。”
他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这一轮我付钱，”他宣布，“我不用皮条客的钱给我买酒。”
回来后，他说：“他是你的客户，对吧？钱斯？”
我没答话，他说：“嗯，妈的，你昨晚见了他。他想要见你，而你现在有了一个客户，你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去加。”
“假设我是对的，他就是你的客户。这只是为了便于讨论。你也不算透露内情。”
“好吧。”
他探着身子。“他杀了她，”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雇你调查呢？”
“也许他没杀她。”
“噢，肯定是他干的。”
他摆摆手，挥掉了钱斯无辜的可能性。“她说她要离开他，他说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马修。那是确定无疑的。”
“那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他为什么雇我？”
“也许是靠这个脱罪。”
“怎么脱罪？”
“也许他认为如果雇了你，我们就会认为他肯定是无辜的。”
“但你根本没那么认为。”
“没错。”
“你认为他真会那么想？”
“我怎么知道某个吸毒的黑鬼皮条客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吸毒？”
“他总得把钱花在什么上吧，是不是？他不会用来去付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或是在慈善舞会上买个专席吧。我来问你点问题。”
“问吧。”
“你真以为他有可能没杀她？没陷害她或雇人杀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会让他脱罪，因为我们又能给他定什么罪呢？你已经说过，根本无法给他定罪。你正准备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去办别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
这一点我暂且不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提议，“假设我从没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时候的电话？”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
“如果没从你那儿获得这个消息，我们也会从别处得到。”
“从哪儿？金死了，钱斯不会主动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我认为你不会知道这个信息的。不管怎样，不会马上知道。”
“那又怎样？”
“那样的话，你会怎么看待这桩谋杀案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低头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两条垂直的纹路弄皱了他的前额。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怎么定位这桩谋杀案呢？”
“就像你打电话前我们下的结论。精神病干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许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大约一年前上头下的令。今后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精神病。我们得称之为EDP。”
“什么是EDP？”
“情绪失常者（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中央大街某个混蛋闲得没事想出来的。这个城市挤满了疯子，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如何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不，我认为是精神病干的，开膛手杰克的现代版。打个电话招来妓女，然后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干的呢？”
“你应该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运气获得实质性证据。在这个案子中，指纹没多大帮助，那是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间，有上百万个模糊指纹，你无从查起。要是有一个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属，但我们没这个运气。”
“就算你们运气好——” “就算我们运气好，只有一个指纹也无济于事。除非你手头有个嫌疑犯。你无法单凭一个指纹就让华盛顿通缉全国的。他们会说你总会搜集到足够证据，但是——” “多年来他们一直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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