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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工人们喊道：“我们不相信腐败分子的假话！”
郑天良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工人们公开喊他腐败分子。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喊道：“你们现在立即回去，明天由我和宣县长到厂里去跟你们签就业保证书，我说到做到。等到台商过了元旦后，再跟各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黄以恒也重复了郑天良的观点，而且表示市委市政府完全支持郑天良县长代表合安县委县政府做出的承诺。
省信访办的胡主任也拿起话筒强调指出省里完全同意河远市和合安县做出的正确决定，请大家放心，党和政府对你们是负责任的，要以大局为重，立即回去，一切要坐下来谈，有话好好说。
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工人们全都散去了。这时刚刚赶来的沈一飞被郑天良堵在省政府门口训了个鼻清脸肿：“沈一飞，你这个混蛋，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还用好话来糊我。你说工人们热烈欢迎改制就来了三百多人上访，如果不欢迎还不把省政府给炸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坐牢！你作为啤酒厂负责人，你要对这次事件负责。”
沈一飞一脸委屈：“郑县长，我去做动员报告的时候，工人们还鼓了掌，没有人反对，肯定是听了谣言才来上访的。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做说服动员工作，但我防不了谣言，再说厂子卖了后，我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了，说话也不管用了，你应该能理解我。”
看着可怜兮兮的沈一飞，郑天良气得嘴唇乌紫。
原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台湾老板兼并啤酒厂后，百分之九十工人要解雇，而且对解雇的工人生死不管，更可气的是卖厂只卖了个半价，四千多万被县里市里领导拿去私分了，每人都有份。工人们觉得市县领导合穿一条裤子，都是一些不管工人死活的腐败分子，有理也讲不通，所以就直接到省里来上访了。省委宁书记在“内部情况”上批示说：“合安半年内发生两起群体上访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希望河远市委和合安县委县政府要认真总结教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这个批示等于是批评，叶正亭打电话给郑天良让跟自己一起去专门就此次上访事件向省委宁书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郑天良回到合安再也没有追查是谁组织和策划了这次上访事件，郑天良在县委常委会上没有说具体汇报内容，而是说了这样一些话：“省委宁书记说，合安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措施也是得力的，上访事件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宁书记准备过一段时间来合安调研，要对我们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所以根据正亭书记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迎接宁书记调研的全面准备工作，工业区企业一定要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宁书记的面前。”
转眼间就过年了，年头岁尾的空气中飘满了火药的香味，郑天良第一次以良好的心情来体验过年带给他的成就和收获。市里对合安的班子已经有了初步的动议，元旦后，市委决定，赵根苗书记由于健康原因将调到市里任政协宗教委员会主任，宣中阳主持县里的全面工作，据说等春天工业区全面启动后，宣中阳任县委书记，郑天良任县长，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至于让宣中阳任书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在搞政治平衡，其实合安县的实权将牢牢控制在未来的县长郑天良手里，郑天良本来就不是一个等闲之辈。郑天良过年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来回味五十岁这个年纪对于他最后的意义，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将工业区这个烂摊子重新收拾起来开张，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他觉得自己做一个市长也是绰绰有余的，最起码不比黄以恒差。
过年的时候，登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他实在记不清拜年的来了多少人，只是记住了没来拜年的人有几位，好像也只有两个乡的书记乡长没来，这两个乡的头是因为过了年就要退了，所以他们有胆量不拜年。郑天良让周玉英买了三百多个一次性纸杯，春节过完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六个了，因此来拜年的人数大约为二百八十四人左右。二十八个乡党政一把手和部分副职，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一些有想法的普通百姓也来拜年了。
拜年主要是送礼，送礼比较难听，所以拜年就是一个幌子，做掩护用的。
断了一条腿的于江海从医院里出来后也到郑天良家拜年，他一进门就哭：“郑县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了，我这是为了县里的工作而致残的，可县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没有个交待，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郑县长，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要救救我呀！”
郑天良拉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于江海：“大过年的，哭什么？你的事我当然是要管的，只是这一阶段忙于工业区的改革，所以县里还没来得及研究你的安排问题。凶手一定要绳之以法，我已经跟公安局说过多次，这个案子不能拖，不然合安的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于江海说：“郑县长，凶手没抓到前，县里能不能给我定个因工负伤，另外就是我都付出了一条腿，总该给我适当安排一下，如果实在有难度，，残联副主席也行，弄个副科级，老婆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郑天良说：“这事还要跟宣县长商量，你放心，我会充分考虑你的事情。”
于江海临走前丢下了一个信封，郑天良执意不要，于江海说也没带什么东西，这点小意思就算两盒糕点吧。在推拉争执中，残废于江海还跌倒在了茶几边，杯中残余的水也就此泼翻在地。于江海走后，从屋里出来打扫的周玉英发现了信封，脸上有些迷惘，郑天良将信封交给周玉英说：“你给我将钱收好，等过了年，全部上交县纪委。”周玉英数了数说一万块钱，郑天良生气地说：“想拿一万块钱买一个副科级，我绝不会让他得逞，想贿赂我，没门！”
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