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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脸的高兴，问卞金荣吃了没吃？卞金荣说吃了，全婵就叫他去洗脸冲澡，她有事，要到床上再说。卞金荣见全婵的样子，觉得倒有好事似的，就想，全婵骨子里藏的什么招呢？不管什么招，他都不怕。洗漱完毕，卞金荣上了他的床，靠着床头，不看全婵，说有什么事她说吧。全婵笑了声，说了句没啥事，然后看着天花板，样子上有些不好意思的。
卞金荣盯着全婵，真觉得她是有些奇怪了，问：你说你有事，我才早回来的。
全婵看着卞金荣，笑笑说：你坐过来，我说。
卞金荣没犹豫就坐到了全婵的床上。
全婵搂住卞金荣的脖子，羞涩地说：我们今天做吧。
卞金荣更感到蹊跷，不解地问：你不是不喜欢吗？
全婵说：一个孩子太少，我想再要个孩子。接着又说，他们有餐馆有服装业的，有条件养孩子不说，将来他们再发展大了，等他们老了，多个孩子，好继承他们的事业哪。
卞金荣见全婵一脸的认真，心里是松了一口气，面上不动声色。他摇摇头说：一个孩子一样可以继承，够了。
全婵说：多一个孩子多一条路，要是一个孩子做了别的，多个孩子就可以补上了。说着，她就躺了下来，将睡衣衣带解开，跟着，脱下了内裤，看着卞金荣说：来吧。我找医生算好的日子，今天正合适。
卞金荣看着全婵干瘦的身体和略黑的皮肤，不仅没有丝毫欲望，还有一些厌恶。
全婵伸手进卞金荣的内裤，粗重地摸了一把，扑哧笑出声，说：你不行啦！
卞金荣反应自然地，笑着说：是被你改变的。
全婵得意地说：好，这样我放心。然后笑着说：不过，今天晚上一定要恢复过来。
卞金荣也摸了把全婵的私｜处，调侃说：你也一样没有反应，急什么。
全婵闭上眼睛，双手抱着头后枕，说：我一直就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孩子，我要忍痛，为了孩子，你得恢复。说罢，用胳膊肘捣了下丈夫的大腿，睁开眼，看着卞金荣，命令说：快！来吧！
卞金荣想，有两个孩子是比一个孩子好，他们有条件罚得起养得起的，全婵想要就满足她吧。于是，他趴到了全婵的身上，找不到感觉，他就闭上眼，尽力将全婵想象成史红玲。想象成功，他就行了。
全婵说：一个孩子太少（6）
在卞金荣和全婵的儿子卞梦飞十一岁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了。是女孩。卞金荣没有沿用“银”字，继续顺了“梦”字，给孩子起名“卞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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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香萍说：这仨女儿；都不是省油的灯（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具有传统意识的王香萍看来，是这个道理。除了在北京的四女儿卞银薿外，在身边的另外三个女儿相继嫁了人之后，她就觉得女儿们是做了人家的人，越往后，女儿们的心也都是越要搁在她们自己的家、人家的家了，她管不上女儿们多少，女儿们也不再依赖她多少，她们的心她是可以少操些了。日子过着，却不是这样。
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老三卞银草，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但并不是因为当年卞银草怀孕感冒没有吃药打针坚持生了孩子的原因。孩子是在1983年的春天出生的，是男孩，很健康。孩子取名“高翾”。
卞银草和高国强婚后的生活，不像卞银草原来想的，浪漫和谐，志同道合，相互关爱。婚前高国强没有陪卞银草转过街，婚后也是不陪，家里要买什么，卞银草说咱们一起去吧，高国强就推说有书要看或有报告要写，叫卞银草独自孤单单地去了。久了，卞银草也就习惯了。让卞银草不能接受的是，高国强从来不把工资交给她，婚前卞银草的母亲曾正式提过这个话题，说是谁持家谁管钱。婚后，卞银草持家，高国强却说各管各的钱。卞银草的工资没有高国强的高，买菜购物又都是卞银草的事，她的钱自然是不够的，她想，一家人的，先花谁的都是一样，所以卞银草就先紧着花自己的工资，花完了，她才向高国强要，要的时候，高国强都是问得仔细，算罢大约要花多少钱，就给卞银草多少，多数时候给的钱数短少好不容易多给点，也多不出两三块钱。卞银草要是给高国强买个什么，高国强不说什么；可她给自己买了，高国强就要说些“要节约”、“讲朴素”的话；要是朝高国强要钱买个什么，高国强就问得细了，一定要确定卞银草的确是需要买了，不买没有穿的、用的了，他才不说什么，否则，他就觉得卞银草是奢侈和浪费，不支持的。这方面的分歧不在表面，是印在了卞银草的心里，当时或者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只能叹口气，想，她摊上了个“葛朗台”。又想，高国强那样把持钱，也是好事，省下了钱，总归是省给了家里，一家的，用也是一起的，无妨了。她就是这样，有不满，总是不由得朝另一面去想，这面不好，那面就是好的，想到了，就得到了安慰，永远的，是自己在安慰自己。
婚后，在卞银草面前，高国强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他像一个司令员对一个小兵似的，对卞银草说话，都是上课、命令的口气，里外方面都要指挥着卞银草做事。起初卞银草以他有文化，信服他，就甘心把自己的自尊压了下来，高国强说什么是什么，他指东不往西，就按他要求的做了。她外面不与高国强争论，常被他指挥着，自尊的心理总会有些抵触，积累下去，就滋生了厌烦的情绪，想唱反调就唱了反调，这样，两人不免就会有争执，虽说不是大吵大闹，都是柔中见硬的，两人却越来越面和心不和了。
另外，婚后，家里的家务都是卞银草一人操持，高国强像一个公子似的，卞银草对他照顾、呵护得面面俱到。每天早上，她比高国强要早起一个小时准备早餐，下午下班后，一进家门，她就扎进厨房，忙着做晚饭。高国强不管是早回来，还是晚回来，只是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手里要么捧本书，要么举份报纸，优哉地，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从来不会想着去帮卞银草搭把手。无论早餐还是晚饭，饭做好后，卞银草都是要将饭菜盛好、摆好，只等着高国强慢条斯理地入座；吃罢，高国强也是一抹嘴，一抬屁股，就走了，残局依然是卞银草独自收拾。高国强的姿态，其实就是婚前在卞银草家里做客时的延续，母亲王香萍看不惯，卞银草看得惯；婚后，没有母亲的眼光，卞银草的勤劳是更加没有犹豫的。
最初，卞银草通融高国强是心甘情愿的，她想他是干部，有他养成的做派和习惯，又觉得他是有文化的人，劳动自然就不是他的本分。她都是能够理解的。尤其，高国强捧着报纸和书看时，他身上文化的气息叫她喜欢，更使她辛劳得没有怨言。她想他混得好，就是他们这个家好。高国强好像知道卞银草的心理，也总是说他多腾出时间学习、看书、看报，都是为了工作，他要跟上趟，就要多知道东西，知道的越多，越对他的工作有利，他工作好了，就会升上去。说起这些的时候，卞银草就会笑着说句：好啊，你就努力吧，我支持你。卞银草发自内心的支持一直坚持到了她身怀六甲之后。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卞银草的肚子已经挺了起来，行动已经有些不方便。在单位，周围的职工都是知道要照顾她，能叫她少干点活儿就少干点。而回到家，高国强却当她啥事都没有似的，依然是原来的姿态。卞银草挺着肚子干家务，同一件活儿，用的劲是过去的两倍，耗的气是过去的三倍，所以每次干完一个活儿，她浑身上下软弱，总想躺在床上，好好地缓一缓。她干不动时，高国强虽也有接她劲的时候，却还是难叫她彻底闲着，时不时就喊来卞银草，给他打下手，干着干着，高国强就退了下去。卞银草也会不满，叨叨他说，他不会心疼人。高国强强词夺理说，她多干，其实是对她好。干活就是运动，多运动有助于将来的分娩。这样的理由，每次高国强都是少不了强调的；强调来强调去，无非就是要说明怀孕干点活儿是没问题的。每次卞银草听了，心里又酸又悲，再想起她怀孕四个月感冒时，高国强怕她生个傻孩子那想逃避的心理，就想，还是母亲看得准，他高国强是不在乎她啊。又想，他不在乎她其实就是不爱她，不爱她为什么还要和她结婚呢？想起来有点冲动，她想问，却没问，她心里看透了，嘴上尽量不流露，是为了稳定情绪，不要影响到肚子里孩子的健康。不问，她就尽量装着没有过心理反应，但看穿了高国强的心，她就有了不再通融高国强的力量和理由。从那之后，她决定不再迁就高国强了。借着怀孕身子一天天吃力，家务她尽量不去干了，高国强说不出什么，只得干。
王香萍说：这仨女儿；都不是省油的灯（2）
生出孩子高翾后，在月子期间，卞银草更是看透了高国强。那时候，卞银草需要吃好喝好，补养身子，除了家族的人送来一些补养品外，高国强及其家人没有给卞银草买过任何额外的营养食物，还是按平常对待，该喝粥喝粥，该吃馒头面条的就吃馒头面条，他吃什么就叫卞银草吃什么，只是，每天卞银草能够多吃到一个荷包蛋。就那样，他还嫌卞银草搞那个特殊化没有必要，说就中国人讲究多，外国人哪有坐月子一说，相信科学的话，月子里的身体其实和平常没有多少区别的。而家族人送来的补品被他放到一边，说不要动了，将来送人省得买了。他的理论和行为，卞银草听得看得伤心。不仅如此，他还指望卞银草月子期间再次承包家务，卞银草不能全干，多少也就力所能及地干了。对高国强又一次地失望，叫卞银草往后不再通融他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下来。
月子中的一天，她不客气地就向高国强正式摊牌，说家务他们该平均分工，有了孩子，只她一个人干，她是力不从心的。高国强也说不出来不干的理由，脸上露着惊异和不高兴的神气说了句“可以”。但是，真到时候，高国强原来养出来的习惯，不时就跟了出来。卞银草不客气地想叫他来干就把他喊了过来。高国强过来干，不情愿，脸就沉着，卞银草也和他较劲，不像原来，遇到这种情况，总会找时机化解僵持。两人谁都不示弱，气氛凝结着冰冷。这种场面，几乎每天上演，久而久之，他们在一起时的脸上凝固了冷漠的表情。
冰凉蔓延，渗入进了他们生活的各处，夫妻间最亲密的生活，他们也是冷淡了下来，相互的，谁对谁都是没有兴趣了。孩子本来该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却成了他们的分隔锁；卞银草借着搂了孩子睡觉，不希望高国强靠近她，高国强也借着卞银草搂了孩子，与她有意拉开一条空当，背对着卞银草，蜷缩着。后来，高国强特意在小屋，也是他们的饭厅支起了个单人床，不用说，每天晚上，他自然地去了小屋睡。即使不到睡觉的点，他吃罢晚饭，就靠在单人床上，一本正经地看起他的书、报纸来，卞银草不找他做事，他就一直是高高挂起的姿态，家、孩子、老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冷漠淡然叫他们相互越来越不融，越来越排斥，在一起完全是个样子了。这种局面，卞银草从心底希望改变的，她想一家人过日子就得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