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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次流产“毁”了受孕功能，就想，后面生不生也罢，有两个儿子也够了。但是，在1945年，翠翠三十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对那失去的两个女儿的期望，化在了这肚里一个孩子的身上，他们多么希望怀的是个女娃，和银翠一模一样的女娃。是女娃，也叫银翠。生下来，不是，是男娃。好在，这男娃长得像了翠翠，也就很像银翠。总算对他们有了点安慰。但平静下来，他们想，男娃长得漂亮了就女子化了，为了让这漂亮的男娃“男”劲足一些，他们给他取名“卞金武”。
生罢金武，抗战胜利了，想想日子过得多长了？他们以为他们可能不会再怀孩子了。结果翠翠又怀了，他们盼望女娃的心又被调度了起来。生了，还是个男娃。他们无奈得没说的了。孩子是在建立新中国后的一个月生的，日子倒不错，他们就给孩子取名“卞金国”。这次之后，侯翠翠就上了四十岁，他们就想，他们是真的不可能再怀孩子了。盼女娃的心也就彻底地死了。谈不上遗憾，他们心里却空落得很，没有女娃，他们的心像被什么带去了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相互安慰。
卞德仁说：这是命叫我好好待你呢，不然，女儿像你，我就分心待你哩。
侯翠翠说：女娃家，早晚要出嫁，接不上你的劲呢。男娃是个天，男娃多了，就能替换你了，不叫你一个人挣钱受累啊。
说罢，侯翠翠叹口气，说：看来，这代是阴弱，没有女娃，就把“银”字留给下代女子吧。卞德仁点点头，露出笑容说：想得好，这叫我想的“银”字没白想哪！
后来，卞德仁被政府安排进毛纺厂做锅炉工，鉴于他在兰州待了二十多年，又参加过建机场、修铁路，对兰州建设做了贡献，破格转正他为正式工，接着给他和侯翠翠、四个孩子都上了户口，他们这才成了兰州的正式居民。毛纺厂给卞德仁分了房子，房子是平房，除去厨房只有两间，每一间只有###平方米大，他和翠翠住一间，孩子们住一间，四个男娃，全都睡一张床上。卞德仁和翠翠打趣说：多亏了都是男娃，要不，娃们睡觉都不好安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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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不再提想女娃的时候，快到了更年期的侯翠翠奇迹般地又怀孕了，他们忘了房子够不够住，管它够不够住，那想女娃的心再次浮出水面，他们想，轮也该轮到生个女娃了吧。却不是。
护士说：虽然他们孩子生得多，但四十四岁的女人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他们应该感到光荣。卞德仁、侯翠翠便给孩子起名“卞金荣”。在他们心里，光荣的意义还有另一种层面，就是他们是独独地走到一起，在日移月动的转向中，在艰难困苦的跋涉中，他们活着，身边围绕了五个生命，蓦然回首，仿佛那是老天爷赐予的，不是他们生的，他们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与荣耀。如果那两个女儿再活下，他们是何等地完满啊！
卞金锁：我只做了生两个女儿的准备（1）
卞金锁不仅长得像父亲卞德仁，心地也像。看他，有时就觉得他是他父亲的影子。而实际上，他生活的流程就像是尾随着他父亲的影子走来的。不是必然，却够上巧合。
由于只卞德仁一个人在外挣钱，家里生活负担沉重。卞金锁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十三岁便开始在外面做活儿挣钱。他在街边给人擦过皮鞋，卖过绑腿带，卖过报纸，在饭馆给人做过跑堂等等。不到十八岁，已经做过了十几种的工。他和父亲卞德仁看着是两代，却轮回着和父亲一样的辛劳。只不过父亲那么大时，没有爹娘和兄妹，奔着是为他自个儿；他有爹娘和弟弟们，是为家。
陇海铁路建成后，铁路上招人，十九岁的卞金锁进了铁路局，做了巡道工。一年后，有一天他巡道回来，寻回家了一个年轻女子。
那天，卞金锁巡罢他的那段道轨后，开始向回走。除了道轨和杂草，四周没有人烟，他拎着工具，自己给自己鼓精神头地哼唱着《东方红》。远处出现了个人影，他停止了哼唱，等着与人影走近。这种荒凉的地方，见个人影，无聊就变成了瞬间的有聊和乐趣。走近，人影是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瘦削的年轻女子。见到对面的卞金锁，她勾下头，立即抬脚跳到了铁轨的另一侧，怕他什么似的。卞金锁惊奇，想：一个女子家家的，跑到这么个地方做啥呢。他本能地回过头，又看了女子一眼。女子孤零零的背影叫他觉得更加蹊跷，他知道，她走下去，离最近的有人烟的地方，也得有二十几里路呢。中间还要经过几个山洞。山洞里可有些叫人慌张，她的胆子咋那么大呢？接着，他又寻思：她要为了省钱，可以走大路，为什么偏走这偏僻的铁道旁呢？他琢磨着，突然打了个机灵，想：这女子备不住是个台湾的特务，想要给铁路放炸药的。这么想，他浑身有了力量，反身尾随上那女子。他要不惊扰她，等她行动的时候，抓她个正着。
女子一心一意走自个儿的，根本不朝后回头。卞金锁嘲笑她，想：还是特务呢，警惕性还不如我高哩。凭经验，卞金锁知道要有火车开来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女子，看她的一举一动，虽然她是两手空空，但他想她将炸药没准儿是藏在了身上。远远地，传来了火车长鸣，火车头，好像是从迷雾中伸了出来。只见，那女子迈进了铁轨中，昂着头，一动不动。火车头越来越清晰起来，女子的姿态却未有改变。卞金锁突地明白，这是要出人命啊！他扔下工具，用劲地跑向女子，上前，拽住女子的胳膊，就往外拉，女子没有准备，轻而易举就被拽出了铁轨。出了轨道，女子明白过来，徒劳地挣脱着，喊：放开我，我要死！我要死！卞金锁不说一句话，钳子一样紧地抓着她，由不得她。火车呼啸着开过来，女子就要“赶”这火车的，挣脱得更厉害；卞金锁拽得也更紧。火车开去了。女子失望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子叫王香萍，十九岁。寻短见的原因是被人骗了，这场骗提起来不仅是伤心，更主要的是没有脸面。
王香萍原来在一个旅馆做服务员，是临时工。半个月前她被旅馆开除了，理由是她的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事说起来是和之前住在旅馆的一个西安来的男性年轻人有关。男青年姓付，旅馆的人就叫他付同志。付同志在旅馆住了五天。他没有登记单位，说是才从大学毕业，还没有安排单位，来兰州是受他父母旨意寻一个多年未有联系的亲戚的。他每天早出晚归。付同志住的是单间，每天回来，就要叫服务员拿钥匙给他开门。那一阵，正好是王香萍值晚班，每天她就给付同志开门。付同志长得谈不上帅气，但有一副文雅的气质，对人彬彬有礼的。付同志健谈，每一次都和王香萍聊几句。这样，王香萍对他算熟悉了。
第四次回来，付同志大方地邀王香萍在他的房间坐会儿，坐会儿当中他就搂住了王香萍，王香萍对他有好感，没有拒绝，付同志说要和她“好”；王香萍喜欢他，心里欢喜；再之后，付同志就要了她。初次的失去让她觉得有一种说不出什么滋味的委屈，轻轻地啜泣起来，羞涩没有了。她有了底气地说：我是你的了，你带我走！
付同志搂上她说：放心，办完事，你就跟上我一起走，回西安，见我父母。
王香萍信了付同志。她想她就有亲人了。因为在兰州，她孤单一族，没有一个亲人。说起来，就要说到她的身世背景。她原籍在河南，父母是郑州一个小戏班子的戏子，她生在戏班，长在戏班。她四岁那年，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南下，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戏班被洪水“冲垮”，人亡人散。在这场洪灾中，她失去了父亲，母亲带上她，随着漂流的灾民人群，茫然地向西边挪去。最后，她们母女一路要饭要到了兰州。比起那些病死饿死在途中的人，她们是万幸的。她母亲常说，灾难中活下来的人是能加寿的。但是，母亲却折寿了。两年前，才到四十岁的母亲患病去世了。母亲没有再嫁，就撇下了十七岁的王香萍。她母亲临终前，说：好在，你是要到嫁人的年龄了。有好人，就嫁给他，要会看好人哩！王香萍点着头，哭着说：娘，你放心，我不小了，会看人呢。但是，她却看走了眼。
付同志走后的第二天，王香萍接班的时候，换班的服务员告诉她，付同志上午已经退了房，走了。王香萍愣怔了，头顶蹿上了一股凉气。平静下来，她照着付同志登记的地址，给他寄去了封信。在等待付同志音信的时候，她被旅馆开除了，理由就是有人看见过她深夜去了付同志的房间。她没有狡辩，想真是祸不单行啊。此时她更在乎的是能够等到付同志的回信。
卞金锁：我只做了生两个女儿的准备（2）
她不在旅馆做了，却每天上午和下午来到旅馆门口，等送信的。一个多星期过去，信是等到了，却是退信，上面盖的戳是“查无此人”。她绝望地想，她是没法儿、没脸活下去了。她退了租下的房子，决定一死了之。
听了王香萍的事，卞金锁心里咯噔得厉害，感慨这女子不幸的时候，真情实意暗自替她忧愁，想：她以后可咋办，咋嫁人哪！他怕王香萍看出他的想法，伤了她，就装得对那发生的事平常一般，说：你是被骗的，谁也不保一生不会上坏人的当。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不会遭遇了。
王香萍没有说话，低着头，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吧嗒”一颗眼泪落在了她的手上。
卞金锁知道，得绕开对那事的话，不然她的心就老搁在那伤疤上。他笑着说：去我家吧，我娘喜欢女娃，又没女娃，你去了，我娘一定会认你做女娃。
王香萍更低下了头，低声说：认我这个女娃，丢人哪！
卞金锁说：你看你，把我娘想歪了。你是上当的，又不是自做的，我娘咋会低看你？我娘也是受过苦，明白世道的人，她明理明事，不会想歪你的。
王香萍还是低着头，没有表态。
卞金锁说：走吧。说着走出一步，然后期待地等着她。
王香萍抬起头，迟疑一下，缓缓地迈出了步子。
王香萍的到来，给卞家带来了住的难题。卞德仁夫妇就地取材，从他们住的屋，将两个摞在一起放衣被、衣物的木箱子抬到了孩子们住的屋，沿着那张睡着五个孩子的大床的床头处，靠墙边，他们齐齐地垫了一层砖头，砖头上再铺一层报纸，然后将两个木箱并列并紧放上，作为一张床了。卞德仁说：我瘦，就睡那儿。男人们的这间屋是拥挤不堪，寸步难行了；而侯翠翠和王香萍住的屋正好相反，走着、用着、睡着，都是松快的。卞德仁开玩笑说：这是卞家对妇女尊重。
王香萍住在卞家的起初，心理还总是被“骗”的阴影纠缠，不爱说话，不笑，略显嫩气的脸上透出一股沉沉的气样，整天像跟谁赌气似的。就连四岁的卞金国不停地缠着跟她玩，她都提不起劲。侯翠翠自有一套。她从不开导王香萍，却什么事上都叫她掺和进来，做饭的时候什么都要问问她，好像她自个儿啥也不会似的；从鸡窝里收的鸡蛋，是大是小看得一清二楚的，却小孩子似的叫王香萍说说那鸡蛋大不大，小不小；裁衣服的时候，明明主意早拿了，还要叫王香萍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