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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
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
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字，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
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惊讶不已。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好象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
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等托马斯醒来，她告诉了他。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叫上卡列宁，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
她撇下他独自去了。“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希望他能过来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身子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
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若背脊，托马斯退了一点点，开始狺狺叫，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
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他们的脸如此贴近，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狗又叫出一声，嘴巴抽动着；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他的那半个，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并不是一条狗。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马斯！”特丽莎叫起来，“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炫耀他的双双获胜。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
（）
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他们吃了午饭，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按照习惯，他要开始跑步了，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然而在这一天，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给他鼓劲，让他振作一点。长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们遗憾，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特丽莎，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托马斯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特丽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托马斯继续说，“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曾经？什么意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你呢，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对不起。”托马斯说。
“没有什么，”特丽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我不愿意带照相机，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让他跑远了，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没有笑，只是伴随他们走着，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他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