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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种啃吃东西的声音又在暗黑的室内响起来，谢晓婷感到头皮发麻，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无论如何，得翻过身去看看这寝室里究竟出现了什么。
她压住心跳，悄无声息地翻过身去。寝室里有朦胧的光线，是窗帘后面的月光映出的。对面的上下铺都低垂着蚊帐，郭颖和卓然似乎睡得沉沉的，像消失了一样。奇怪的是，当她翻过身来的瞬间，屋内的咀嚼声也没有了。
突然，她发现靠窗的椅子上仿佛坐着一个人。定睛再看，在泛白的窗帘映衬下，确实有一个坐着的人影。在这一瞬间，没有通过任何思维，她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谁？这一声“谁”像呼嚎一样撕破了室内的寂静。
室内的灯“叭”的一声亮了，她看见郭颖撩开蚊帐大声问道：“谁在叫？”与此同时，她看见坐在窗边的人是卓然，穿着碎花睡衣，面向窗外，像木头人一样动也不动。
谢晓婷也撩开蚊帐翻身下床，她和郭颖面面相觑，然后共同将眼光盯向坐在窗边的卓然。
“卓然！”她俩一起叫道。然而卓然纹丝不动，像凝固在那里一样。
世界上不少事物很难分清它的界限。比如说，一杯清水在灯光下是透明的，而关灯之后，在漆黑之中它会成为深渊的一部分。再比如说生活与写作，在生活中会认为写作是一种虚拟，在写作时又会觉得当生活在纸面上呈现时才露出它本来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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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我写作。我将郭颖告诉我的十四年前她在医学院读书时的奇遇记录下来，准备写成《背后有人》这本书，然而，一个叫严永桥的陌生人打断了我的写作。我说过，这事发生在6月19日深夜，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全部停电，这个自称是桥梁工程师的汉子敲开了我的家门。他的黑雨伞滴着水。他告诉我刚刚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恐怖事件。他个子高大，眼睛惊恐，仿佛在无人居住的医院黑屋子里梳头的女人是他亲眼所见。他还自称是董枫的丈夫。那天晚上，当他弯腰帮我捡拾被风吹落在地上的稿纸时，我清楚地看见他手背上的血管像蚯蚓突起，是一双有力的利爪。
这就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实。然而，董枫的否认却让这事实变得像是影子。毕竟，二十六岁的董枫从未结过婚这事实更让人信服。
“我从不认识这个叫严永桥的男人，”董枫紧张地绞着手指说，“这太荒诞了！凭空钻出个我的丈夫，太荒诞了！”
董枫说这话的时候，我正从她房内的卫生间出来。我说没发现什么异常。那么，刚才响起的“叭嗒”一声是从什么地方传出的呢？我和董枫都听见了，不会错，这屋内肯定发生了什么。
我的心里也有点紧张，后悔不该在董枫的住处呆到深夜。本来，在精神病院打探了一个下午就有点累了，我该直接回家，把这些没有谜底的事忘掉才对，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着，非要接近这件事情的深处。现在，我感到害怕。
如果说，昨晚出现在我家里的那个不速之客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又怎么会讲出真实的事情呢？在精神病院的女病区，走廊尽头那间已锁了几年的黑屋子，昨晚的雷雨中出现了烛光，一个女人正坐在屋内对着一面小圆镜梳头。这可怕的一幕被护士董枫遇见了，这是发生在昨晚的真实。
董枫说：“这是我独自遇见的事，我敢保证，在现场除了我的影子，不会有第二个人看见。”
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并且，在事发后仅仅一个多小时就撞进我家，他怎么会知道我和我家的地址呢？
我眼前又出现那人的形象：个子高大，眉毛很浓，眼光游移不定，手中的黑雨伞滴着水。
并且，他还讲了些其他的事，我记起来了，他说董枫家的门外有个长衣长裙的女人，在上楼下楼时老爱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第一次说的是“注意，桥下有死人”，第二次说的是“黑啊，这屋子真黑”。说完，这女人就脖颈僵硬地走上楼去了。撞到我家的那个家伙说这女人讲的话都是预言。
“没见过，”董枫听了我的转述后肯定地说，“我在家门外从没见过这个女人，更没听见过这些疯言疯语。”
“楼上的邻居，你都认识吗？”我问。
董枫居住的这幢住宅共有七层，她住二楼，上面就还该有五层，从单元的楼梯上去，每层楼两户人家，上面总共还有十户邻居。我要董枫认真回想一下，在楼上的住户中，有没有类似神经质的女人，长衣长裙，走路时脖颈僵硬。
董枫说，楼上的住户她都不认识，大家都早出晚归，从未有过来往，即使在外面遇见，也不敢断定是自己的邻居。但是，不速之客所描述的那个女人，她确实毫无印象。
看来，这个脖颈僵硬的女人只能是那个不速之客编造的影子了。更可怕的是，那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不速之客自己就是个影子。他飘进我的住处，给我讲一些恐怖的事情，然后，又消失了。这时，我想到回家，想到推开家门，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因为，那是不速之客坐过的地方，他还会出现吗？
夜已经很深了，董枫的室内灯光柔和，将我正在吸烟的身影打在墙上和地板上，我有些害怕。
董枫将一条方格披巾披在裸露的臂上，她的裙子单薄，显然感到了夏夜的寒意。这房内就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带浴缸的卫生间，转瞬就可以一览无遗的小空间此刻却显得危机四伏，尤其是刚才不知何处发出“叭嗒”一声后，这室内的寒意便渐渐升起了。
一切都无法解释。已是半夜时分，我这样呆在一个单身女子的家里合适吗？我对董枫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起身告辞。
她突地站起来，拉住我说：“别，别。”我感到她的手在发抖。
我无声地又坐回沙发上。要在这半夜时分回去，我本来也是心存恐惧的，我甚至相信，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走上楼梯，打开家门，屋内会正坐着那个昨晚来过的人。
看来，不能轻易接待陌生人应该是一个准则。何况我还让他进了屋，听他讲了一大通离奇事件，这真是太轻率。我的一个朋友讲过，他要是在夜里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尽管对方有可能是打错了号码，但那种莫名其妙的问话总会让他久久难以入睡。由此可见，从丛林中走出的人对黑夜烙有很深的恐惧的印痕。但动物从不惧怕同类，而最让人惧怕的却是人——身份不明的人；夜路上撞见的人；死去的人；活着却又忽隐忽现的人。
已是半夜过后了，屋子里静得让人心慌。我不经意地望了一眼董枫露在裙下的腿，有一种木偶的感觉，这种不真实的意味像电流一样打得我意识麻木。我望着她的脸，清秀，很美，但有些苍白。她是谁？我突然在心里问道。
董枫在沙发上伸了一下腰，开口说道：“余老师，我现在看到你眼镜片上的光，感到害怕。”
我突然大声笑起来，只是这笑声我一点儿也不熟悉。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亮，世界一览无遗，这使昨夜的种种恐惧显得荒唐。
我回到了我的家，我仅仅一夜未归，这屋子里就有了一种无人居住似的阴湿昏暗。我拉开所有的窗帘，然后环视屋子里的一切，沙发、书桌、烟缸，正在写作中的部分小说手稿，还有那把大木椅，所有的物件都不曾有被移动过的痕迹。
我松了一口气，坐下来点烟的时候，却突然看见木椅旁的地板上有几个脚印。我走过去弯腰细看，脚印真真切切，有点像一幅神秘的图画。我用手比了一下尺寸，比自己的鞋码大得多，我想到了那个大个头的不速之客，这脚印是他前晚留在这里的吗？
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冒充是董枫的丈夫？为什么知道医院的黑屋子出现了恐怖景象？为什么知道我的住址并且来向我倾诉？
凭直觉，我感到医院的黑屋子是这个漩涡的中心。因为是董枫在这间长久闲置的病房外看见里面有烛光、有梳头的女人后，那不速之客才跑来向我讲述的，这件事显然与他有什么关联。而作为当事者的董枫，除了能记住恐怖经历外，对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显然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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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我把解开这个谜的希望放在了吴医生身上，这个精神病院的主任医生，昨天轻描淡写地否定了关于医院黑屋子的传闻，使我觉得大有问题。或许，是我和他谈话的地方不合适？
我给吴医生去了电话，要他无论如何今晚得到我家来一下。“什么事？这样神秘兮兮的。”他在电话那头问道，口气非常平淡。我说，老弟，你一定得来，也许要出大事了。他这才略显惊讶地“嗯”了一声，说医院里事多得很，可能要来晚一点。
人陷入某种危险境地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挣扎，可有一种比喻却说，陷入沼泽时最好的办法是静止不动，越挣扎陷得越深。我是在和吴医生见面后想到这个比喻的，因为我的处境正被这个比喻不幸言中。
吴医生是在晚上9点15分到达的。他穿着一件很休闲的短袖衬衣，少了他在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时的威严和某种权威感。坐下后他便直接说道：“我知道你是被董枫的事吓着了。我已去董枫家看望过，她躺在床上，余悸未消，我给她讲了很多关于人的幻觉方面的知识，她似信非信，但情绪已经稳定多了。”
“幻觉？”我吃惊地问，“董枫在那间长年上着铁锁的病房外看见的景象是幻觉？那晚上下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她看见那间黑屋子有了烛光，烛光下有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她保证看到的一切绝对真实，用幻觉来解释恐怕太简单了吧？”
吴医生对我的固执有点惊奇，他挥了一下手说：“我的大作家，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真实这个道理你懂吧。想想那间病房，几起病人自杀的事件凑巧都发生在那里，后来这病房就闲置了，长年锁着，这就给人的心理上造成了阴影。经过那病房，有时不禁要记起死去的人，单玲，唉……”
这段话说到后来，吴医生有点自言自语。见他怅然的样子，我问道：“单玲是谁？”
吴医生怔了一下，“单玲？你怎么知道单玲？”他莫名其妙地反问我。
我说，你刚才不是提到单玲吗？我想她就是在那间病房里自杀了的病人之一。
吴医生这才如梦初醒似的点头。“哦，哦，是她，最后一个在那间病房里死去的病人，已有三年了，哦，三年了。从那以后，那间病房就闲置了。”他的声音越来越清晰，“闲置了，并不是因为那病房死了人，而是因为漏雨，你知道，这些房子都已年代久远了，雨水从楼顶浸下来，没法解决，那屋里始终散发着潮气。”
我摸出烟来，递给吴医生一支，点燃以后，我问：“单玲多大了？”
“十九岁。”
“死前病情严重吗？”
“精神分裂，常陷入恐惧中。”
“她留着一头长发吗？”
吴医生跳了起来，惊恐地望着我说：“你，你怎么知道？”
我说是董枫看见的。前天夜里，那病房里有了亮光，一个长发的女人坐在里面梳头。
“那怎么可能呢？”吴医生的声音有点失控，“我不是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