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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
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
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
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
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
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
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
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
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
（）
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
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6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
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
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
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
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
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
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
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
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
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
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
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
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
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
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
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
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
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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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
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
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
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
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
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
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
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
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
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
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
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
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
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
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
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
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
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
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
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
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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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
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
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
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7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
“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
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
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
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
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
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
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
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
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
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
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
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
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
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
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
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
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他这样做！正是
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什么主
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
予抛弃呢？
（）
他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白地说，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
通，警察要把一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
过）。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马斯对自己的
笨拙恼火，想避开与警察的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
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关联。尽管如此，
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在我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深藏着什么别的东
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8
托马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欢起贝多芬来，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
道，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
长期来手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
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根据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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