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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头脑里依然摆脱不了樊星的模样，她在哭，她在笑，她在高兴，还在生气……我知道，唯一的原因是我们依旧相爱，只有握着对方的手才能摆脱忧伤，内心平静；但是，我们都明白依赖情感其实幼稚可笑，毫不靠谱儿，我们都对这感情全无把握，看到它并不会为我们长久停留，而只是把我们变得软弱；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是渴望再回到原来；但是，……
我的脑子越来越乱，我什么也想不明白，我盼着把自己灌晕。
10
大麻的香味儿弥漫在整个房间，我们把最后剩下的伏特加和啤酒掺在一起倒满了所有杯子，一齐干杯给石光送行。
“石光，一路顺风。”
“别介啊，一顺风哥们儿的飞机可就辄下来了。”
“那就—早点儿回国，不回来抽你丫的。”
“干！”
“干了！”
我一扬脖儿把酒喝光，然后一头扎向沙发，人事不知。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石光拍着我的脸和我告别，一个人独自离去，姚远和凌晨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把我抬到床上，还和我约好明天来帮我搬家。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走的时候忘了关灯，可我一点儿也动弹不了，只能就着模糊的光亮昏沉睡去，慢慢地，我的眼前终于变得一团漆黑。
在梦里，我来到了一片冰凉的海滩，刺眼夕阳照射在奔腾不息的海面上，把浑浊的海水映得血红。狭窄的沙滩上散落着无数零乱的贝壳，被海水冲击得支离破碎。
“谢天，站着别动，我给你照张相。对对，就这个姿势，这样儿你可真傻。”
我的身后是连绵不绝的石滩，黄色的、褐色的、灰色的鹅卵石浑圆厚重，踩在上面脚硌得生疼。我们手拉着手一直跑到石滩的尽头，气喘吁吁地靠在栏杆上，就着凄凉的海水声温柔地接吻。
“我爱你，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爱你。”
我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但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天快亮的时候，又接连做了数不清的怪梦之后，我突然惊醒—没错儿，那是99年初冬的大连。
不见不散（9）
11
99年底，我接了一个去大连的会议团，为期一周。临走的时候，樊星一如既往地摆出一副依依不舍的可怜样儿：“又走一个礼拜呀，烦死你这个破差事了。”
“那怎么办？咱也不能在家躺着等天上掉钱吧。咱是穷人，没辙，必须奋斗呀。”
“你就吹吧，德行，还奋斗呢。”
“你等着，还别瞧不起人，我不把那帮西班牙孙子钱包扎出血来我对不起你。”
带会议团很清闲，白天把客人往会展中心一送，跟方方面面交待一下，就没事可干了。闲极无聊，我溜出去大街小巷地胡串，我是头一次来大连，对这个海滨城市印象良好—到处干干净净，不像北京那么乌烟瘴气，在人民广场上我甚至还能看见成群的鸽子，这要放在天安门，非让密密麻麻的人堆踩死不可。
那天下午，我正在商场里转悠着想给樊星买件帽衫，接到了她的电话。
“喂，干嘛呢你？”
“工作呐，我挣钱一族能像你那么闲。”
“你猜我在哪儿呢？”
“猜不着。”
“我在火车站呢，刚买了一张去大连的票，晚上咱们就能见面了！”
“你疯了吧？说来就来呀，课不上了？”
“旷了旷了，我想和你一块儿看大海。”
“那、那就赶紧着吧。”
“我问你：这几天想我没有？”
“想了想了想了想了……”
晚上，我在火车站接到了樊星。我们在市中心吃了一顿当地著名的海鲜烧烤，然后搭上古里古气的有轨电车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那些欧洲风格的圆形广场上，我们照了差不多有一卷照片儿，拿回北京洗出来一看，大多模糊不清，只好扔掉了事。
直到半夜，我们才想起回酒店。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路灯稀疏，我们穿行在还没掉光叶子的树木阴影下，感觉整个城市好像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明天咱们一块去海边儿吧。”
“得等我下了班。”
“那得几点了呀。我不管，我一人先去，在海边儿等你。”
“你不怕让人拐跑了呀？你这智商的人家可一拐一准儿。”
“不怕，拐到村儿里我还有花棉袄穿呢。”
樊星说到做到，第二天下班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果然一个人去了海边，只是在电话里换上了一副委委屈屈的腔调儿：“你快来吧，这破海边儿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冷死了。”
我飞速打车赶到，老远就看到寂静的海滩上只有樊星一人，她正缩头缩脑地来回踩着步子，毛衣领子紧紧围住了下巴，头发被海风吹得散乱不已。我跑到她身前，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她的一双小手冰凉。
“瞎折腾吧，瞧给你冻的。”
“要不是为了等你，我早回去了。我还没和你在海边儿照过相呢。”
天边挂着晃眼的夕阳，阳光照射在奔腾不息的海面上，把浑浊的海水映得血红。狭窄的沙滩上散落着无数零乱的贝壳，被海水冲击得支离破碎。
“谢天，站着别动，我给你照张相。对对，就这个姿势，这样儿你可真傻。”
樊星执著地拉着我在原地停留，非要在海边留下一张合影再走。所幸的是，快被冻死之前，我们还真盼来了一个当地渔民，在我手把手地教会了他怎么按快门之后，樊星的小心愿总算得了逞。
“来，咱们暖和暖和。”
我拉起樊星跑向身后连绵不绝的石滩，黄色的、褐色的、灰色的鹅卵石浑圆厚重，踩在上面脚硌得生疼。我们手拉着手一直跑到石滩的尽头，气喘吁吁地靠在栏杆上，就着凄凉的海水声温柔地接吻。
“暖和点儿了吧？”
“嗯。”
“谢天……”
“什么？”
“我爱你，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爱你。”
12
上了大半年班，因为抄上了几个肥团，我小有积蓄。当时私人买车风气大涨，天天被层出不穷的各类汽车广告不住挑逗，我不由也动了心思。我从石光家抱回一摞《汽车之友》杂志，挑灯夜读，挑挑选选，加上四处打听，最后决定买一辆新款“捷达王”。
樊星和我的意见强烈不统一，在她看来，我脑子进水了。
“买什么不行呀，我最讨厌捷达了，难看死了，跟棺材板儿似的。”
“你不懂，捷达好开，马力大，据说比我还有劲儿呢。”
“你怎么那么流氓呀，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咱们买富康吧，富康看着多顺眼啊。”
“我觉得还是捷达好。”
“富康好！”
“捷达好！”
我们唧唧咕咕地掰扯了一夜，好几次言辞激烈，差点儿翻脸，最后由于严重缺乏汽车常识，樊星只得向我屈服，附加条件是车的颜色必须由她决定，我当即同意。
一大早，樊星去上学前掐着我的脸和我亲嘴儿：“什么都得听你的，讨厌死了。那我今天就回家去拿钱了啊。”
不见不散（10）
—由于资金不足，我们俩的父母都让我们先从家里拿一部分钱，省去分期付款的麻烦。我们商量好，一人先向家里借四万块钱，等以后尽快还清。
樊星家我去过一次，她父母请我吃了一顿便餐，席间气氛拘谨，我规规矩矩，有问必答，饭只吃了一小碗，下午自己出去又找补了一顿“肯德基”才觉得圆满。据樊星后来向我汇报，她父母对我印象不错—“他们说，一看你就是个老实孩子。”
说完这句话，我们躺倒在床上哈哈大笑，然后异口同声：“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新车到手那天，我和樊星依次去接上我的朋友们，五个人一起大呼小叫地去郊外兜风。那时候，石光还在中关村当着那个毫无前途的软件工程师；凌晨刚和好了四年的大学女友分道扬镳，情绪低落；姚远由于是五年学制，还没走出校门，终日游手好闲；只有我春风得意，姑娘在怀，房车到手，三人对我艳羡不已：
“小谢，咱们中间可就你搂着大张儿了，还是你丫能混。”
我心里美得滋歪滋歪的。
樊星快毕业了，我开着新车带着她往返于不同的面试单位中间，4月底，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去一家招牌唬人的演艺公司当部门助理，具体工作是负责联系西班牙和拉美的文化交流项目。
2000年春天，我和樊星相识了整整一年。我们床上圆满，床下和睦，感情稳固，工作称心，总之，我们的一切顺风顺水，不识“忧愁”二字。我比毕业时胖了十多斤，那段儿日子，樊星见我必称呼“猪头小队长”，然后捧过我的猪头一通亲吻，恩爱之情溢于言表。
13
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
世界冰冷无色，遍布矛盾，不会因为你的欢乐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你的痛苦变得更坏。我混迹其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丢人现眼，和每个人一样行色匆匆，步履繁忙，随波逐流，不知所终。除了这么混，又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呢？起码，我想不出来。
所有情感碰撞迸溅的火花，所有分别离散激荡的痛苦，所有心愿得逞带来的兴奋，所有挫折失意引起的消沉，不过是穿插在漫长无聊的生命角落里的一些标点符号，就像恰巧被扔进一潭死水中的几颗石子，除了在心里荡开几圈波纹，让你瞎激动一段儿，或者掉下几滴不值钱的眼泪，还能留下什么？—别想了，什么也没有。
但是，但是，那些欢乐和痛苦，笑容和泪水，那些甜言蜜语，那些伤人言辞，还是在我的心里不容商量地留下了鲜活的模糊的痕迹。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中，我可以把它们拿出来随意翻看，细细回味那些已经褪了色的香甜和苦涩，好像一下抓紧了片片虚无缥缈的过眼云烟，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如此的不值一提，不可对人言说。
14
“谢天，把你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跟我说说吧。”
“我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除了认识你。”
“讨厌！你别打岔啊，说说，说说。”樊星不知何故突然来了兴致，一下坐到我的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真没有，不骗你，没有你不能让我编吧。”
“不用编不用编，你的实力有目共睹呀。就说一段儿，好不好，我保证不生气。”
“一共就那么几档子，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说来说去的你不烦呀？”
“不烦不烦，每次你都能说出点儿新鲜东西来。”
面对樊星，这种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好在我早就把自己的恋爱史整理出了一个简易版本：初中高中大学各交过女友一名，三人和我都是糊涂相识，平淡交往，最后不了了之地分手。总之，我的原则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遇到关键细节一概推说年代久远记不清了，一笔带过。
我知道，樊星并不是非要把我的过去调查得点滴不漏，谁会傻到没事儿生给自己添点儿堵玩呀？毫无疑问，有些事儿说出来对谁都没有好处，还是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每回听完我的忏悔，樊星总会捏捏我的鼻子，或者掐我一下，然后总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