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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贝拉这儿来，在外面站岗放哨，好让卡明·甘兰特在里面开会。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紧张。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卫人员衬衣里的腰带上都带着枪。他注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视街对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于被这帮党徒所信赖，站在桑树街的人行道上，担惊受怕，还要为布拿诺家族的落魄丧魂的老板站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给联络特工打个电话。纽约办事处里专门安置了一部电话，专拨给我作联络之用。接话的是我的联络特工。我向他报告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情况。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行动，他要我了解一下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情况，有些什么人，讨论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询什么，比如问姓名或某个党徒的情况，他就认真为我办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或者以后对作证可能有用的情报，他都打印下来，归入我们称为的“302”档案。有时候，联络特工还带几份报告来让我签字。
根据我的情况，我每个月有一两次和联络特工见见面，取我的生活费和活动费。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暂，只不过几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馆——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都市博物馆。我们只是在那里随便浏览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钱递给了我。有时候我们在中央公园，同坐在一条凳子上。有时候在咖啡馆相会。
这时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隐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联邦调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阳苹果”计划中在佛罗里达的“太阳”那一部分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乔·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点收效。
我的督学员有时候问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时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还想继续干。
有新的情况需要考虑。现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诺家族成员相处得很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带开展了其他一些隐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为党徒的新的身份为有些隐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来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担保，证明他们是“像样的”党徒，而其他行动打击目标中的党徒可以问我来查核，因为我是勒菲蒂在纽约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纽约市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厮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继续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关系，那我和其他隐蔽特工行动的联系就方便得多，因为我出城无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带他引见，希望他有可能闯进去，与布拿诺家族成员建立联系，组织非法的阴谋集团。
我还可以经常回到纽约，一次待两三个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联系，保持伙伴关系。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关于家庭的保护问题我先前考虑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两个星期可以回到新泽西的家里，待上一个夜晚。我始终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行踪。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渐渐有所考虑：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终还得要搬走。因为万一出了一点儿差错对我的家就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警察在保护我，因为我时刻有他们在跟踪。有三四次，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却把我叫住，对我进行搜查。如果我有时不能甩掉尾巴，而他们一直跟踪到我家里怎么办？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别的党徒决定跟踪我又怎么办？
是该到搬家的时候了，搬了家就不会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要么也可以把我调到另一个地带去工作，我们不妨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考虑。
整个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学员在一起反复讨论。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总部。这本来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决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不过，我的女儿们已经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龄，这对她们来说还比较重要。我们在新泽西还有亲属。早先我因工作调到纽约办事处搬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曾以为我们会一直住下来。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觉得搬家还是必要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为我并没有说这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她们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隐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联邦调查局当时在这一地区有52个办事处。他们提出了5个地方让我们挑选一个住处。至于我的工作关系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还隶属于纽约方面，再说我还要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到处跑。我和妻子选择了一个地点。
圣诞节的除夕，我设法赶回到家里，虽然到家很晚。节日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门找一幢新的住处。我们立刻就找到了一处——比我们在新泽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邻右舍比较和谐。到了下一个星期，我们就拍卖新泽西的房子。我有个朋友，是搞搬运工作的。我对他说，我们要搬家，这事儿请他不要对外声张。
搬家时，家里人依依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泪。家里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为障碍，但是她们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她们对我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们对我的情况可能更能够容忍。不过，如果那样做能减轻对我的压力，那她们就会付出心理惧怕的代价。
无论是我还是我局里的同事，都没有想到这个工作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究竟还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开始时，我们有打击盗匪上层头头的想法，后来就打进了小意大利区的黑手党，现在我已经成了其他地方的党徒代表。本来我们的思想可能犹豫不决，只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在我们所处位置上还没有一个理想的视角。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继续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干。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劲头。
联邦调查局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那里有几件麻烦事，想叫我去了解一下。我对勒菲蒂说，我要到加利弗尼亚去待一会儿，因为我曾说过，我在那里干过偷珠宝的事，而且还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说：“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将在这个地方弄不到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可以去那儿捞点钱，来回跑跑，不是很好吗？甚至就连你也可以去那儿，待上几个星期，看看我们能不能干点事。”
他觉得我这个主意很好。就这样我去了加利弗尼亚。
我们在洛杉矶有个特工，干隐蔽工作的姓名是拉里·基顿。拉里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正在紧紧追踪一伙盗贼。这伙盗贼犯下了盗窃各种财产的罪行：干偷股票、债券、支票及汽车等一系列活动。他们并不一定都是黑手党，但其中一部分是前纽约人，自然尊重老练党徒以及联络党徒。
他们喜欢聚在某一个旅馆里，拉里也和他们混在一起，想深入进去。正巧，纽约一家旅馆的酒吧招待到这儿来度假，也就住在洛杉矶这家旅馆里，和这伙盗贼中的有些人还很友好。拉里对这个酒吧招待一无所知，以为他可能也是盗贼的一伙。因为这个酒吧招待来自纽约，拉里就想到我有可能认识他。
说来真巧，我果然认识他。这是一个巧合。有一次，我和勒菲蒂到第三大道五十五街道上的马卡耐特旅馆。那儿并不是布拿诺家族党徒的活动场所，是个一般的旅馆，我和勒菲蒂以及其他几个人到那里喝喝饮料和吃点东西。就这样我们渐渐认识了那个酒吧招待约尼。约尼本人并不是盗贼的同伙，也没有干什么非法的事。不过，如同许多酒吧招待一样，他了解谁是谁，知道谁是勒菲蒂，知道我是勒菲蒂的伙伴，是个联络党徒。因此这是个好机会，我可以帮助拉里与这一伙盗贼建立一些信任关系。
我来到洛杉矶这家旅馆，拉里正在那儿溜达，我看到了约尼。我说：“嘿，约尼，你忙什么啦？”
“是多尼呀，一向还好吧？你来这儿干什么？”
“遛遛，看看，”拉里正在那一伙人当中，显然已经看到了约尼。“我看，你知道，拉里在这儿。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也许在一起干点买卖。”
我们聊了一会儿，目的也达到了。我以为，约尼会对那一伙盗贼说，我是纽约那边的一个联络党徒，拉里是我的朋友，因此，他工作会顺利的。
我经常带着拉里进进出出，就以这种方式帮助他建立信任基础。有时候，我们还和那一些人去舞厅，也是以那样方式帮他。我只是起个介绍人的作用，从来不介入他的案子。他在那儿开始了工作，着手办理一批案子。这是政府部门工作的一种方式，就在那儿不断地逮捕由拉里提供罪证的一些犯罪份子。他最终要在法庭上多次作证，给许多人判了罪。
在这期间，拉里也到纽约，追查别的盗窃股票的案子。我也以正常往返的方式回到纽约。拉里打电话给酒吧招待约尼，对他说他要来纽约。他们在第三大道的P．J．克拉克饭店相会，因为那儿是约尼在下午喜欢常常去的地方。
我和拉里混在一起，一道去克拉克饭店。约尼已经和一些人待在房间后面的餐桌旁，我们也加入到里面。
约尼把我们俩向大家一一介绍，我们就坐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
拉里原本是黑人，这就是说，在某些盗贼看来他很可疑。但是拉里糊得很圆，照样同他们混。
我看见有个家伙在朝我们餐桌这边走。拉里突然对我轻声说：“快走，从后门走，快。”他站起来对约尼说：“我倒给忘了，我们还有个约会。”
我急忙跟着拉里从边门跑了出去。
“好险，”拉里说，“你没看见朝我们桌子旁边走过来的那个家伙，是诉讼案的那家伙？他是洛杉矶的辩护律师。他曾在法庭上见过我作证。”
我说：“为了以防万一，我对勒菲蒂那里要想个保护我们的办法。”
“好，”他说，“无论如何，我明天要离开这儿。”
像这种情况——可能被人认出来，或者有人背后汇报你——随便哪一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能等情况发生以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护自己的基础，随时都得提前防范。我估计，勒菲蒂会得到这个情况的报告。
自从我开始待在加利弗尼亚以后，我实际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触。他并不知道怎么样和我取得直接联系。我说我总是在不停地变换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时，我也在控制他对我的控制。我想让他知道，我实际上是难测的。我干些什么、在什么地方都模糊不定。当我需要掩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行动方式。
我有两架“查询”电话，他可以留言，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这一次，在那儿遇见拉里和约尼以后，我就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把在加利弗尼亚遇见拉里和约尼的事告诉了他。我这么说：“猜到我在洛杉矶碰到了谁？是约尼。他在那儿度假，看到了一些伙计。他和一个叫拉里的伙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