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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就正是人性的这一特征。
也许有人会说，生活是否美满，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完全靠各人的感受。比如，一个穷人也许比一个富人活得更快活，更洒脱；做惯了顺民的人要他自己来当家作主，或许会感到不自在，远没有做顺民时那样轻松。进而言之，一个民族不管它是封闭的也好，敞开的也好，只要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同人家比优劣，争高下，不也是可以的吗？人家吃肉，我吃青菜；人家坐飞机，我靠步行；人家晚上看电视，我晚上聚友聊天；人家靠机械化，我靠手工业；凡此种种，只要心理平衡，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此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生活美满与否，确为人们的主观感受，只要心理平衡，穷人亦有穷人的幸福和快乐。如其不然，那么穷人就没法活下去了。但问题是，此种心理上的平衡，本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穷人有致富的可能，他绝不会甘愿受穷的。
这样，他原有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
他虽然吃惯了青菜，一旦知道肉比青菜好吃而且自己又有可能吃到时，他绝不会不吃肉；他做惯了手工活，一旦有可能采用机械化，既省力又可多出产品，他也绝不会守着自己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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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新儒学批判
坊不放而拒绝机械化生产。
更为重要的是，各民族封闭格局被打破之后，伴随文化交流而来的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且时常刀光剑影。文化先进的民族为了侵夺别的民族的利益，首先就必须发展军事力量。当今世界，民族之间的关系，实则利益关系和国力较量的关系。一个经济落后和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势必处于受欺辱受压迫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所尝的就是这种苦果。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民族处在危难的时候，只要接受先进民族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就可得到拯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如果没有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反省，非但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很难迎受过来，即便迎受过来，也会被传统文化的陈腐部分消解掉，或使之变形。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亦足可证明这一点。新儒家叹谓人心不古，世风败坏，并将其一古脑归咎于新文化新思想。殊不知，近几十年来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出在新文化新思想方面，而是传统的东西未曾得到很好的对待，使之将新文化新思想弄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至今还是一锅糊涂粥。
对于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最需要解决的是国何以强民何以富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灵魂的安顿问题。
国不强民不富民族不能自立，必将受他族的欺辱与蹂躏，灵魂又岂能得到安顿。日本一弹丸岛国，竟可在我中华大地横行八年之久。试问，在这样的局势里，灵魂怎能安静？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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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１４
来说，如果国得以强民得以富民族得以自立，历史走上正轨，社会发展得以正常，灵魂的安顿问题又何尝不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
灵魂的安顿，既是内在的人生态度问题，又是外在环境作用的结果。而且，人生态度又绝非可以脱离外部环境而言之。诚然，中国古代有庄子的逍遥游，有颜子居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但须知，这样一种高境界的人生态度，实非一般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
庄子丧妻，鼓盆而歌，连他的朋友也看不惯。
再进一步说，即便像庄子、颜子这样心性修为的人，时处２０世纪的今天，恐怕也难免灵魂骚动，心性分裂。
因之，对于２０世纪有血性有良心有骨气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断不能以“吾家旧物”之优秀者而沾沾自喜，更无需抱着救世主的愿望一心想着如何去超渡西方人。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家问题，是如何从贫穷落后愚昧的状态中提升出来，而不是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思考如何驱散他人脸上的愁云。患有重病的人，如果不首先考虑自己如何将病医好，而是考虑他人身上蚊虫叮咬之痛痒，不能不说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
自家问题之解决，关键在于民主与科学。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就连新儒家诸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既然问题的关键在民主与科学，那么文化比较的主题也就应该围绕着这德、赛两先生进行。遗憾的是，新儒家虽然也感到了民主与科学重要性，并在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上用过心思，但在他们那里，文化比较的主题是偏离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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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新儒学批判
何从“吾家旧物”的库藏里去发现可以萌生民主与科学的种子，对于西方人已经提供给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却不大情愿接受。
他们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的不是找出自己的不足，而是拿自己最好的东西来同人家最不好的东西相比较，以为这样，就可以激发起国人的爱国情怀，免生洋奴心态。却不知，近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维艰，原因之一就是民族自大主义的作祟。对先进文化的迎受，迎受者必须处于低位态。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方可真正将别人优秀的文化成果学过来。如果一开始就瞧不起人家，拿自己的长处比人家的短处，甚或以好为人师的姿态出现，非但不可能学到人家的东西，连自己的长处也会丢掉。
诚然，新儒家是极富民族责任感的。他们既关心人生问题，又关心中国问题，深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忧心。就这一点，他们同那些借弘扬传统为幌子而实际上别有祸心的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执着于传统，又实有助纣为虐的可能，尽管这一点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更不是他们的本意。徐复观就曾批评当年的十教授宣言借弘扬传统“来加强政治中的专制独裁”。可是，新儒家又如何可能保障他们自己对传统的弘扬不被专制独裁者所利用呢？
２０年前，中国大陆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成绩不讲跑不了，缺点不讲不得了”。
这句话如果用之于我们看待本世纪的文化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种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精神层面的那一部分，既然融入国人的血脉之中，只要它自身具有生命力，就不会死亡，不会被国人所忘弃。相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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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１４
果对传统缺乏应有的检讨，那问题可就大了，可就“不得了”。
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所应该做的，就是如何在检讨传统的基础上，跳出被传统所圈定的围子，为民族文化建设开一条新路，而不应该死守着孔孟程朱陆王的那一套，作茧自缚。
这样一种文化态度，并非对传统的不敬，更不是要打倒传统，相反倒是对传统真正的负责任。既然传统不能够解决中国的燃眉之急，为什么不可以放高姿态，为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的德、赛两先生挪开自己的主导位置呢？
暂时挪开并非等于丢弃不要，其目的只是为了更有可能保存下来，传诸后世。如果传统本身既不能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又不能暂时挪开位置，到头来只能是：一方面使中国的社会更糟，另一方面势必使国人同传统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对其价值越来越不信任。今日的年轻辈其所以对传统大多抱着反感的情绪，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而这一点，往往是身处港台的新儒家诸先生所看不到的。
牟宗三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希望通过“曲折”的办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这“坎陷”二字最好用之于对本世纪中国文化问题的另一思路的思考。这就是：把中国故常的那一套暂时挪一挪，无顾忌地迎受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待中国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如真有其价值，自然会放射出它的光彩。这样一种“曲折”的办法，虽然使传统文化暂时受到冷落，但却十分必要。
因为，我们既然要保住无助于当下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传统文化，又迫切需要新文化新思想作为强国之本，那么就只有采取这种“曲折”的办法才是上策。我想，此种办法，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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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先生是可以答应的。如果这样，那么他们为传统儒学颇费心力的复兴运动，即可暂时休息。
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人类文化的两个基本性格，同时又是人们思考文化问题的两种理论视野。
历时性理论所强调的是文化的纵向发展，认为人类文化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并由之而体现出阶段性。尽管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不一，有先进落后的区别，但均须经过同样的阶段。亦就是说，先进民族所走过的文化之路，也是落后民族所必须走的，即便现在没有走过，将来也一定要走。此种文化理论，基于对文化共性的肯定，认为人性同一，各民族所经历的文化路途也应该是同一的。
共时性理论则恰恰相反。它不承认文化的共性，更不承认有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在此种理论看来，文化只有民族的个性，而无人类的共性；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有阶段性，但此种阶段性只是民族文化自己的阶段性，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无关。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是自圆自足、自生自灭的。它既无需同外界发生联系，同时亦难为外界所了解。而且，它同别的民族的文化，在时间上是相同的，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在价值上是等值的，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
上述两种理论均得自于西方人对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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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１４
历时性理论是一种古老的理论形态，由近代的黑格尔、孔德推向极致；共时性理论则产生于本世纪上半叶，以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为经典表述。
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人类及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还是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亚当的子孙。亚当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之，上帝的普世意义也就决定了人类共性的普世意义。人类从其始祖偷吃禁果的时候开始，就带上了原罪，唯独只有信仰上帝，方可洗去原罪，再回到上帝的身边，作天国的公民。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他们从负有原罪到洗去原罪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类虽有自己去恶从善的主体意志，但历史如何发展，则是上帝的事情。
上帝只有一个，且全智全能，对人类一视同仁，由此又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图景都是同一的，无差别的。
基督教的这种历史观直接为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所接受过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理性史观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
①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思想。但历史哲学定义中的“思想”却不是这一层意义上的思想，而是“理性”。
“理性是世界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