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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面，是发行商与零售商（书店）之间的。是以本数为量，其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发行商生意骤增时车辆不够，人手不足，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发挥其效果，使平均成本上升。
最后一个层面，书店与买书消费者之间的，也是以本数为量。这个层面，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效果最明显。一家书店的可用面积不容易随意增加。书量多了，互相挤逼，每本书能卖出去的机会下降，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卖出，其平均成本就上升了。
让我作一个简略的总结吧。一个行业的成本曲线可以很多，但我们选用的只是那些与真实世界的行为有关的。有关的不多，但要以每个不同的层面划分。需求的组合不同或生产的层面不同，我们就要用不同的平均与边际成本曲线来处理。量的单位重要，不可以乱选。以书号为量是因为印制之价是以一个指定的书本量而定的。其后拆散出售，量就要转为以本数为单位了。
要注意的是一条平均或边际成本曲线（或经济学上的任何曲线，或任何数学方程式），其阐释要讲内容，要讲含意。曲线的本身就只是曲线一条，对解释行为用途不大。要解释行为，我们要加上内容，越充实越好。同样的一条曲线，在不同的阐释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所以我强调：理论要简单，但要有复杂的层面；要浅，但要有深入的含意。这样，一条曲线运用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经济解释》之四十二）
第七节：专业生产成本大跌
马尔萨斯（T。 R。 Malthus，1766…1834）在一七九八年提出有名的「人口论」，很悲观。他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geometric progression）上升，而物品供应只能以等差级数（arithmetic progression）上升，僧多粥少无可避免，最后的人口均衡点，是仅足以餬口的物质享受，以饥饿淘汰不适者。
历史证明马尔萨斯是错了的，大错特错。今天的世界人口，比马氏时代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生活水平却大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平均寿命，比二百五十年前的人大约多活三十年。今天在香港的中等人家，除了大屋与醇酒美人，比三百年前的皇帝还要生活得好。
据说中国在明代初期，人口大约六千万，今天上升了二十倍。虽然二百年来炎黄子孙多灾多难，但只经过二十年的制度改革，今天的一般生活水平比明初时高得多。是的，虽然今天中国还有很多老百姓贫病交迫，但生活享受还是改进了，平均寿命增长可能不止三十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口大升而物质享受也大升？科技进步当然有关，但正确的阐释是市场容许专业生产，使成本大跌，然后大家交易而互利。
在卷一第七章我说过：
「以交易而交征利，与没有交易相比，个人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往往以千、万倍计。但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易。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易，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易利益少得多，甚至微不足道。」
在课堂上我喜欢举原子笔（国内称圆珠笔）的例子。原子笔尖端用的圆珠，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发明。这发明佷有名，因为当时非法抄袭制造的人无数，持有发明专利的以法律起诉频频，但抄袭的见有巨利可图，乐意赔偿给专利者。
今天的原子笔，比五十多年前的质量高得多了，圆珠再不漏油，其制作牵涉到塑料的发明，金属的混合，石油工业的油墨，也要论设计等。要是这些发明完全不存在，一百个天才，让他们穷毕生之力，原子笔可以制造出来吗？我认为成功机会甚小。今天一枝称意的廉价原子笔卖多少钱？港币一元，其中大约八毫是市场的交易费用！
一个香港的平凡大学生，替中学生补习，需要用多少时间才可赚取一枝原子笔呢？答案是：二十四秒！一个平凡的大学生工作二十四秒时间，可以买得一枝一百个天才穷毕生之力也不容易造出来的原子笔。交易之利，何其巨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呢？经济学的传统答案，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定律佛利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在卷二第二章的第二节，分析「比较成本」时说过了。比较成本的理念，无疑可以解释专业生产的行为，但我认为不是佛老说的那样重要，因为专业生产还有其它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天生一样，每个人的比较成本相同，专业生产还会发生。除比较成本外，专业生产还有其它三个因素，可能更为重要。
（一）分工合作。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是指不同的工人每个专于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然后合并起来。是史密斯于一七七六年提出的。史前辈显然认为分工合作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经典巨著──《原富》──一起笔就谈这件事。
史密斯以制针为例。他调查过一家小型的制针厂，生产只用十个工人，每人造针的一部分而合并。史前辈说，要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独自造针，每天造出一根针也不容易，二十根绝不可能。但他调查的小型制针厂，十个工人每天可造出十二磅针。那是四万八千根以上，等于每人每天生产四千八百根！这是分工合作的奇迹。我们在前文说过，产量越大，可以选择的不同生产方法越多，而分工专业有很多种不同的生产方法可以选择。
（二）熟能生巧。前文说过，熟能生巧也是要产量够大才可以促成的。这与分工合作有关连，但理由并不一样。我调查过一家玩具厂，差不多全部制作用件工。制造塑料洋娃娃，我特别欣赏一个以油墨替娃娃涂上眼睛的工人。只涂眼睛，其它的娃娃事项不干。这工人涂上眼睛后随手把娃娃拋进竹箩子内。试想，油墨未干，娃娃拋进箩子，一不小心油墨就会弄污箩中的其它娃娃。我见到的那位工人从不出错，快如闪电，似乎连看也不用看就拋得层次井然。此乃熟能生巧也。
（三）知识累积。这是最重要的，但奇怪地似乎没有分析提及过。有价值的知识或发明，不仅可以改进，而且有比万里长城更顽固的存在性。人类五千年前的好些发明，我们今天还在用。是的，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资产，一旦想了出来，驱之不去。知识资产既可以改进，也可以增加，积少成多，可以永无止境地累积，以至多得难以想象。
大家都知道，科技的发达既可带来新产品，也可大幅度地使生产成本下降，而最近的半个世纪，科技的进度简直如天方夜谭，是五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的。我要指出的重点，是知识累积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先决条件，而这累积是非专业处理不行的。累积了的知识的改进，也要由专业处理。
想想吧，天下间的知识那样多，那样广，那样复杂，一个人所能学得或记得的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改进也不容易。知识的累积若由很多的人专业处理，会变得庞大之极，而持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合作研究，相辅相成，改进就容易得多了。今天，先进之邦的私营研究实验室，都是这样安排的。
如果你的居所是小康之家，在室内环目四顾，你不容易找到一样物品不是经过多项的发明，及数以百计的改进，才造出来的。就是单看你自己身上的衣物吧。原子笔不用再谈了，其它的发明与改进，你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尽数说出来。这些都是知识累积的结果。
市场是协助专业生产的一种安排。不是唯一可行的安排，而是其中一种。历史的经验与我自己的考证，有这样的结论：以自由市场处理专业生产，同样生产水平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其它安排的低得多。由中央分派工作，指导专业生产，不是不可以，但因为缺少了市价的指引，在比例上其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比市场的高得多。不是说市场的交易费用低：大约的估计，市场的交易费用在物价的一半以上。但专业生产而交易所得的利益，动不动以千、万倍计，减除了庞大的交易费用，余下来的交易利益也相当惊人。
我曾经说过，一个社会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但市场的安排是需要有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的主旨，是本书卷三的话题了。
专业生产不可能自供自给，要以自己的产品换取他人的。市场是一种安排，我们说过了。一市如是，一省如是，一国如是，多国也如是。那些主张生产多元化或支持保护主义的，是自废武功，但可以维护特权者的利益。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供应，能比让供应者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香港没有农业可言，但香港人没有担心过有钱买不到饭吃。就算是一国被外地制裁，某些物品受到禁运，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有钱赚的走私被杜绝了的。
走私的存在，是因为走私的费用低于专业生产的利益。
（《经济解释》之四十三；卷二第三章完）
第四章：交易费用
在局限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或公理。局限条件是那些约束个人争取更多利益的条件。苏东坡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又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者是说因为有局限的缘故，我们不能尽其所欲；后者是说不能多得是因为有产权的局限了。
局限条件可以有很多种，就是人的体力、智力等都是局限。大概地分类，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局限条件有八项：财富、知识、价格、成本、产权、竞争、边际产量下降、交易费用等。很显然，产权及知识可以归纳在财富之内。不同的经济学者可能有不同的归纳处理。高斯（R。 H。 Coase）喜欢把所有局限归纳在成本之内；艾智仁（A。 A。 Alchian）则认为产权与竞争是同一回事；史德拉（G。 J。 Stigler）不喜欢谈交易费用的整体，只把其中的讯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抽出来分析。这些前辈对我的影响很大。人各有法，我自己喜欢先看问题才决定局限要怎样处理。
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可以简化，但以之解释世事不可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我说过了，以经济学解释世事来来去去只有两招：需求定律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前者我在卷一分析过了，后者在卷一也分析过，但局限条件的处理是卷二与卷三的重点话题。需求定律不容易学得通透，但只要细心思考，反复运用，假以时日总有所获。「极大化」可以搞得复杂，但容易学。懂数学的容易，不懂的若能掌握「边际」的理念就差不多了。困难的所在，是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这是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最困难的地方。我自己的经验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十之八、九是因为搞不清楚真实世界的有关局限条件。
第一节：什么是交易费用？
我本来打算在卷三分析制度的选择时才开门见山地分析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的，因为这项局限与制度的选择有最大的关连。我们介绍了利息与成本等理念，要转向分析市场供求的现象了。然而，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没有交易费用是不会存在的。在一九八二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