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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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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晦。直指直达,平易,拓展,正面,突进,公开。我们也正是在上述义项的界定内,讨论三国时期的曲直韬略。

以迂为直的韬略思想,为人们所习知,而在韬略实践中,由于韬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难以识破。以迂为直的实质,是为达到直接目的,而走间接路线。由于间接路线的隐蔽性,曲折性,故在实施过程中,能避开对象的视野,使对象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打击,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开始阶段是不知不觉的,到有所觉察时,失败与危亡的局势将无法挽回。

以迂为直的思想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经》中讲到:“将欲歙 (收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换言之,希望达到直接目的,而采用间接手法,间接的、曲折的现象如何与直接的本质相联系,既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反过来又可以为目的而设置常人难以辨认的假象。这两个方面,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均有独到的体察和实验。为了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张角花了十年之力,先从思想影响入手,组织民众,而不是立即倡导暴动,走的是一条十分巧妙的以迂为直路线。东汉朝廷大赦党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力量,同样是走间接路线。改刺史为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变,其实是权力割让。刘备示人以仁信,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拥护自己。曹操不称帝,是为了子孙的帝王基业更加牢固。此外,诸如曹操处置祢衡,邓芝出使东吴,刘备、孙权在中原以外创建霸王基业,魏、蜀、吴三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现象为实质。识者洞若观火,早作设备;愚者就事论事,缺乏远见。间接多路线使对象不清楚敌方的真实意图。三国时期以迂为直的大量韬略实践成功地打破了施谋客体内在的平衡与稳定,达到预定的目的,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灵活机动,善于应变。当然,曲是为了直,屈是为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处曲势,对汉献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时机未到,以屈求伸。刘备在个人势力弱小之时,四处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术的高手。

三国毕竟是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开辟前途,发展霸业离不开强大的实力,离不开武力的对抗,这就使得曲直韬略中曲与直的地位轻重有了明显的区分。以直为主,以曲为辅是当时使用曲直韬略的总体特征。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曲直互用,难辨真伪,晦隐莫测,扑朔迷离。如贾诩对董卓部将的指点,对曹操立储的点拨。曹操对西部军阀的态度,荀彧对曹操的辅助,枣祇、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对河东的对策,赵俨对韩、马旧部的处置,司马昭对邓艾、钟会的使用……其中都有着常人难以觉察的深刻目的。当然。内中秘密为达者所识,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一种结局是前功尽弃,一种结局是身败名裂。

时代风云的诡谲多变,使得个人与集团的目的无法直接实现。而曲直韬略的频繁应用,也使得情况复杂严峻,动辄有咎。整个三国时代,是战乱、裂变的天下,但又无不趋向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地区到全国的兼并、统一。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中曲与直的变化。三国时代中曲直韬略的成功运用,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向人们启示着一种客观世界的真理,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一真理,并运用于实践,就会总结出一种新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打破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模式,换来了实际行动中的成功。

烧向冰川的天火:分合论

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起伏消长,错综复杂,分化组合,日新月异。韬略家们运用分合原理,改变形势,改造社会,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分合思想,并进而提炼、总结出不少具体的法则。

所谓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离、切割、分割……实质上,是改变对手的实力、威力、结合力、凝聚力,达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涣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变性能与状态,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三国韬略家们在运用分合原理时,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韬略,因为分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同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特点密切有关。

运用分的韬略,可从实施客体角度,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待少数民族势力。三国时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曹操集团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与鲜卑,采用的主要办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亲而离之,众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机扣留南单于呼厨泉,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立一名统帅,并派汉人作司马,加以监督。五部分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以弱其势,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断壮大的势力。

曹丕执政初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十分强盛,经常进犯边境,曹魏政权派遣田豫出任护乌丸校尉一职,牵招、解儁同时任护鲜卑校尉。当时鲜卑族有几十个部落,田豫设计离间,以挫败、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个部落互相攻击,成为仇敌,从而减弱了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压力。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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